朱健老師在中學、師範學校教了二十多年的語文課，步入中年時已算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老教師了。他瘦高個子，青瘦的臉上常架著一副金絲邊近視眼鏡，兩腮還有些若隱若現的絡腮鬍茬 —— 因他經常刮臉，故而沒有像馬克思那樣長而多的大腮鬍，只是黑沉沉像化了妝的腮幫子，使他的臉顯得更加瘦削 —— 下巴有點燒傷過的疤痕，據說是小時候因家裏失火留下的紀念。那紀念還不止這一點呢，你看看他的右手，除大指和半個食指外，其餘三個手指都只剩一點樁樁，好似握起拳頭樣。好在這種半殘形狀還能讓他拿筆寫字；上課時也還可夾著粉筆寫黑板。

他的書法和粉筆字都寫得不錯，據說是他父親（曾任過法官）逼著他苦練的結果。學校好些老師還常向他討墨寶哩！不過上課拿粉筆就還是艱難些了，因粉筆比毛筆短，且易折斷，所以上課前，語文課代表事先都要準備好一些條形完整的粉筆，好讓朱老師將粉筆頭頂在手掌心裏，再用那一個半指頭捏著粉筆腰身寫字。就這樣粉筆也常常斷頭掉地，每上完一堂課同學們都會撿起好多粉筆頭，不過正好讓別的科目老師來用囉！

他講課不錯，廢話不多，也很少笑，但能抓住重點盡情描繪。記得他講《廉頗藺相如列傳》、《荊軻刺秦王》及許多「樂府詩」等都很令大家感動。在講魯迅先生《祝福》那篇課文時，印象最深的是他分析「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表示她是一個活物」那一段，說：「這一句把祥林嫂一生的悲慘命運和她臨死前的絕望神情表現得淋漓盡致。作者用語不多，抓住最能表現心靈的眼睛下筆，俗語說『畫龍點睛』……這叫白描的手法……」同學們都被震懾了。他兼班主任工作卻不是那麼稱職的，平時很少過問同學們的學習生活情況，最多是每隔兩星期把班委召集到他家裏開開會，叫班委們彙報一下情況，最後作幾點指示就完了。所以大家對他總是敬而遠之，沒有以往的「班媽媽」那種親切感。好在同學們都比較自覺，班上的幹部和團支部委員都能主動開展工作，都把做群眾工作當成將來走向生活、當教師的一種預習鍛鍊。故能團結全班同學，在全校的各項活動中表現傑出優異。不管是運動會或歌詠比賽，都能奪得紅旗。記得畢業時，很多同學朗誦自己寫的詩作，內容多半是歌頌班集體的。直到半個多世紀的今天，大家都十分懷念：沒有「班媽媽」的撫愛，同學們是多麼的同心合一、彼此相愛啊！

記得有一次開主題班會，題目是「談理想、幸福」，朱健老師也到場參加。同學們個個爭先恐後發表意見，在不同論點上爭論得面紅耳赤，誰也不服輸。為平息爭辯，班主任一反常態，叫大家「安靜！」簡單總結幾句後，說要為大家表演一個節目，同學們都按下自己還沒說完的話題，平心靜氣地瞪大眼睛等這嚴肅得過頭的「班媽媽」表演了。只見他拉長兩隻衣袖，把手縮回到衣袖中段，讓兩隻衣袖空軟軟吊著，然後蹲膝下去，兩腳走起了外八字，一跩一跩地走起來，逗得全班同學大笑得前仰後翻。這也是他當班主任一年多以來，在學生面前唯一活潑可笑的一次表演。大家都說：「沒想到班主任變樣了！」

當我們畢業分配在全市或外地工作不久時，全國「反右」鬥爭運動開展起來，我那時正在速成師範學校當教師，暑假集中學習，「鳴放、反右」、「向黨交心」。屬師範學校的教師都在食堂的一端擺桌用餐，所以我和朱老師常能碰面，彼此問好、寒暄。不久，揪「右派」分子了，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有如雷霆萬頃之勢，師範學校第一個被揪的「右派」分子竟然是朱老師。我被嚇傻了眼，怎麼？像他那樣瘦弱、手又殘疾、少言寡語的人也會「反黨、反社會主義」？看大字報上說：他「父親是偽法官」，他常感嘆家庭生活「今不如昔」，又說「現在農民生活還沒有過去給地主當長工時好」，早就對新中國「心懷不滿」；「匈牙利事件時天天聽廣播」，說起那事件來「眉飛色舞」……真的是朱老師嗎？恰好這時，好多從外地回來的同學相約到集中學習點來看望老師，一見到這些大字報，大家都不敢去找他了，只好和我閒談、議論。正說著話時，該進食堂用晚餐了，朱老師拿著飯碗走過來，眼見自己教過的一群學生也不敢抬頭招呼，同學們也只是對他回頭看看而已，相互都感到很尷尬。那年頭，在政治運動中，誰敢和「右派」親近呢，搞不好就會被扣上「立場不穩」、「界限不清」或「與右派遙相呼應」的政治大帽子啊！聽說當天晚上，他對工作組的人哭了，說他「沒法面對自己教過的學生們！」

運動結束以後，所有「右派」都回校繼續教書上課了。我因教學需要，還寫信找朱老師借文學史資料。不過那時聽說「右派」老師上課，要求學生只起立，不准行禮叫「老師好！」以後上級又指示：「右派分子一律不能給學生上課了」；有的人就被處理「勞改」、「開除公職」或降職降薪、「勞教」、「下放」……等。據說，朱老師是被開除公職處理的。接著，是他父親去世、太太宣佈和他離婚。家裏生活原本是他父親掌管料理，如今衣食無人料理，住宿沒有居所，最重要的戶口那一頁紙都不知該往哪裏放了 —— 那些年每個家庭是憑戶口簿上人口數去領取定量的糧票、肉油票、布票、糖票的，沒有戶口，也就沒有起碼的生活必需品。再說，他沒了家、沒了住所、也沒了戶口簿，那一頁戶口紙該釘在哪裏呀？更何況，沒了工職、沒了工薪，又哪裏有錢去買生活必需品呢？每天只好懷揣戶口，帶著老婆分給他的一小筆錢及簡單行李、衣物，到處遊蕩。他的生活完全失去了重心和支點，陡然變得無依無靠、頹廢至極。是時，恰逢「天災人禍」，糧食定量本來就少，更缺少其他副食品，常感饑寒交迫。有一天，他居然餓得去餐館抓別人的麵條吃，被別人痛打一頓，真是斯文掃地，好淒慘！

後來，學校出於「給出路」的關心，讓他有個好去處安身，就送他回老家鄉下，以便把那一頁戶口表格，落腳到農村那個家庭的簿子上 —— 既可參加勞動進行「思想改造」，又好有「人民公社」和鄉親照顧，「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嘛！

送他去的幹部離開後。第二天，鄉下的幹部卻說：他們地少人多，鄉親們都怕多一個人多分去他們一份口糧；何況他離鄉幾十年，認得他的人沒兩個了，所以村裏人無論如何都不願收留他落戶。怎麼辦呢？又不好意思回學校去找領導訴苦。他想：沒了家園，沒了組織，總不能沒有國家、沒有立足之地跑到月球上去生活呀！沒有工作，沒有工資，不能回鄉種地，還可去幫人放牛羊啊。想來想去終於想明白了：到新疆去，到人煙稀少的遼闊草原上，到人跡罕至廣漠的戈壁灘上去學魯濱遜吧。此時，他回憶起父親逼他用一個半手指練毛筆字的那股堅韌勁頭來，決心咬咬牙關，活下去。他用僅剩的一點錢，懷揣戶口，帶上行李，搭火車、轉汽車去了新疆。途中結識了一位在新疆回家探親的「自由勞動者」（流行稱呼叫「盲流」），也許因「同病相憐」、「惺惺相惜」吧，一路上毫無保留地給他介紹新疆的「生活經驗」。抵達某某縣郊後，這位好心人又帶他住宿在他們那幫「自由勞動者」的集體窩棚裏。總算有了個安身之處啊！不知道那些年是因「天災人禍」還是因「天天講階級鬥爭」無暇顧及，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居然沒人來過問他們的「戶籍」和「身份」。這些「盲流」們，每天還可以找到工作做，葡萄熟了要人收，道路壞了要人修，房屋倒塌了要人蓋，莊稼收好了要人運，最需要的是煤礦，那些黑色金礦沉睡在地下要變成錢，就要找人去鑽、去掏、去背、去運呀……。儘管危險、工錢不多，但起碼也能糊口養活自己啊。據說朱健什麼都幹過，不會的事總有好心人教；在燒磚窯外打土胚、運輸拉板車或獨輪車、蓋房子砌磚牆敷水泥、下煤井背煤塊爬出窯洞……，凡是能賺錢可活下去的體力活都少不了他——沒想到書生氣十足、手有殘疾的他，在被逼得求生沒辦法時還能學會多樣勞動技能，真的還找到了出路！

這裏地處天山北面，靠近准葛爾盆地的大草原，是比較富饒的地方，雨水多，田野遍地，氣候格外濕潤。放牧的人，基本上是哈薩克族人。雪覆蓋著天山頂，臨近冬季，牧民們都遷到比較暖和的地方去放牧，那些分散在草原、樹林間的哈薩克小木屋，都顯得靜悄悄的。「盲流」們也很少出去做工，常常是貓在窩棚裏睡覺或烤火取暖加吹牛、聊天。

他們平時儘管生活條件很差，體力勞動也艱辛，但沒人管制，沒人來指指點點批判、鬥爭，無拘無束，反倒覺得悠閒自在。吃嘛，到牧民那兒去買些米、雜糧、肉油、禽蛋、菜蔬，幾個合得來的人聚在一起，三塊磚頭就是一個灶頭，架上一口鍋就能煮飯、燒湯。晚上休息還可以在一起文娛：唱跳、打撲克牌、哄鬧開玩笑。朱健沒有多少文藝表演細胞，但大家每次都要他裝扮那「斷臂矮子走路」，一群人見了，都笑得彎下了腰。有一次表演，當他拉長衣袖、準備縮回手時，也許用力過猛，把襯衣袖子都拉掉了。後來還是幾個好心人湊了五塊錢，到集上幫他買了一件半舊的襯衫。總之，無論怎樣，他們那幫人在這裏猶如生活在「世外桃源」，可以拋掉一切煩惱，暫時開心地窮作樂一番。

至於那一頁戶口紙嘛，當然是朱健最珍惜、愛護的 —— 因能證明他曾經是個有正當職業、有家室的人，而不是從外星飛來的怪物或「黑戶」人口；要是弄丟了，一切都說不清了。所以他每天總是把那頁戶口紙揣在懷中或放入褲袋裏，唯恐弄髒、弄丟。遇到勞動或天熱出汗多，那頁紙也會變得濕濕潤潤，他就拿去曬曬，然後又疊起來揣入懷中，像少女珍愛初戀的情書那麼珍愛那頁戶口表格。

時間很快流逝，不知何時烏魯木齊市有了個「收容遣返所」，管轄著附近一些縣、鎮。有一天，來了幾位身著藍色中山裝的幹部，在他們那窩棚外左瞧右瞧，最後進入窩棚，席地（地鋪）而坐，像查戶口那樣問起了每個人的情況，並解釋說明目的意圖：

一．瞭解情況，經調查屬實，沒問題又有專長的，可安排適當的工作；

二．沒任何理由來新疆的屬於「盲流」，遣返送回原籍；

三．犯法逃來新疆躲藏的，該送哪裡就交給那裏。

年復一年過去了，窩棚裏有人被收容遣返回原籍了，也有個別送勞改或勞教了。朱健依然從事著之前所做的一切：打磚胚、運煤塊、運葡萄等體力活。「找所學校」的事沒任何消息。眼看來新疆的人一天天更多了，窩棚裏又增添了新人，據新來的人說：全國從中央到省、市、縣及街道，每個單位都在批鬥「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造反派神氣得很，也好兇狠」……朱健聽了，暗暗慶幸自己遠離了是非之地，還「有點自由」，沒被人再次批鬥，但弄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那幫人在窩棚裏既沒廣播聽、也沒報紙看，有如「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怎會知道已變化的情況呢！後來終於有人從集市上撿回了幾張過期報紙，才知是「最高司令部」裏出了「叛徒」、「黑幫」、「走資派」……啊！真是比抓「右派」時還要複雜、熱鬧多了。

他常常在夜裏輾轉難眠，想自己分離了的家人、想自己的將來、想國家的前途……想來想去理不出頭緒，最後竟矇矇矓矓地夢見離婚的愛人帶著三個小孩來新疆要接他回家了，他和妻小抱頭痛哭，眼淚如泉湧般流向枕下的衣物，浸到了那頁戶口紙上（因睡覺時他常把戶口紙壓在枕下），半夜醒來時想起，才在黑暗中去摸一摸，又拿在衣袖上去按一按，想吸乾一些水分。清晨起床再看那張紙，才發現已經皺巴巴的了，趕快拿到外面較平的石頭上去抹平、壓平，可惜已難以恢復原狀。他只好又折疊起來揣入懷中。漫漫長夜，對經常失眠的人來說，真是難熬！但黎明前的黑暗又是必然的。等待，再等待，終於雲開霧散了。窩棚裏有人收到來信，有人在集市上聽到傳說：講到「中央有文件要給歷次政治運動冤枉被整的人進行糾正、恢復名譽落實政策」；但本人一定要回到原地去向「政策落實辦公室」申請、申訴。哇，真是好消息啊！窩棚裏一片歡騰。大家又睡不著了，干脆坐在地鋪上談論起來，各人都訴說著自己的「問題」和要求改正的主題，爭著發言表白自己。朱健呢，成了他們的書記官，因個個都推舉他幫大家寫申訴書，他不得不作記錄了。

79 年到 81 年，我正被抽調到區裏「政策落實辦公室」工作，為眾多的教職人員、被錯劃的「地富反壞」分子摘掉了帽子，寫了糾正報告和新的結論並讓申請人認可簽字；許多人恢復了工作或領到了退休證，補發了一些工資。對「右派」分子的糾正工作是另一位女同事負責，聽她說：有個從新疆回來的人，是「錯劃右派」，已經六十多歲了，離婚後沒了家，農村也不收留他，他就一直把戶口紙揣在懷中過了二十多年，找他談話時，拿出戶口紙來看，那紙已經像一團油渣了，幸而依稀還看得到他的名字；現在給他糾正平反，恢復名譽，作退休處理。當我問明、確認是朱老師後，我還抽空去找他，進行了一次專訪。現在，朱老師早已作古，不能看到我早就想寫而遲至現在才寫的這篇散文了，若他在地下有知，我寫得是否準確，他也只能在地下評論和補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