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結核是一種慢性、消耗型，中醫稱之為「肺癆」的傳染病。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由於民眾生活貧困，衛生條件極差，沒有特效藥，這種病的發病率及死亡率都很高。所以，人們對肺癆患者，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我從 1945 年秋季開始，卻和一位慢性肺癆同學同桌了一個學期，而且渾然不知。怎麼回事？後果如何？請看以下這件事的前因，過程與後果。

話說 1941 年 5 月，我的家鄉，寧波、奉化城區相繼淪陷後，我曾轉學到上海公共租界，與先我到滬的大哥會合。同年，上海時間 12 月 8 日，日寇在突襲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同時，也轟炸了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英、美軍艦，並快速佔領盟國在上海的租界。那一年的農曆除夕，有抗日志士在我們住處附近向日軍崗哨投扔爆炸物，日軍立即把我們所在的寧波旅滬同鄉會這個街區，用帶刺的鐵絲網團團圍住，嚴禁出入，並多次到同鄉會禮堂訓話、威脅，要我們交出志士。何時交出，何時解禁。就這樣，我們被無辜圈禁了一個多月，不僅不能上學，也不能外出購買各種食物。除了同鄉會儲存的大米以外，我們吃不到任何其他營養物質。二、三週後，住戶們先後得了營養不良性水腫。我大哥和我忍無可忍，不得不先後冒生命危險鑽出鐵絲網，投奔自由。

1942 年夏天，我們回到家鄉的遊擊區，連繫上愛國鄉紳興辦的臨時中學，我大哥在那裏任教；我則在那裏就讀。1943 年 6 月，我初中畢業，考上鄰縣一所縣立中學的高一；第二學期，來了一位賀老師（化名），兼任訓導處主任和我們的班主任。他為了掌控學生的思想動態，要我們每天記日記，每週一次交他審閱。我按照他的要求，在日記裏如實記述了每天的見聞和思想活動。譬如：歷史老師關於南宋國力衰微，秦檜叛宋、降金、謀害抗金英雄岳飛是出於不得已的說法，就和我們過去學到的截然不同，讓我們難以接受，並覺得他的理論和汪精衛的論調大同小異。又如：訓導處一方面要求男生推平頭，女生留髮不得過耳，另一方面又允許一位女同學為了演話劇，可以燙髮和髮長過肩，我認為這是立法、犯法。賀老師看了這兩篇日記，很不高興，覺得我自以為是，竟敢指責師長和領導，找我談話，要我認錯。我當時年少氣盛，不僅不認錯，還據理力爭，和他頂嘴。賀老師更生氣了，要把我送到「感化營」去，經奉化籍的老師說情，勉強改為記大過一次。學期結束後，又給我家寄去一份「操行不及格」，勒令退學的通知。

我媽媽看了通知，沒有太多責備，但告誡我要尊敬老師，說話、作文要注意方式，留有餘地。至於今後的學習，她讓我報考從寧波流亡到寧海的聯合中學，因該校教務長是原甬江女中留美校長，見多識廣，可能不會在意我那些過激的言詞。按照她的指點，我順利轉入聯中。

聯中在異地辦學，物質條件之差可想而知。學生宿舍借用縣城北郊的廟宇，祠堂和古蹟，教室是臨時搭建的竹棚，但不影響師生們高昂的教、學熱情。經過幾年的艱苦奮鬥，終於苦盡甘來。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寇無條件投降，聯中各自分散回寧波復員。寧波的校舍和教學質量當然都要比寧海好得多。那些原來認為我是個倒楣鬼的縣中同學，這時都羡慕我因禍得福。不過，他們的運氣也不差，原因是我所屬的鄞縣縣立中學為了補足戰亂中流失的學生人數，擴大招生，來者不拒。這樣一來，我們高三年級的學生人數一下子增加了一倍，不得不分為甲、乙兩班；甲班偏重數理，乙班偏重文史。我因為數理有點吃力，報了乙班。

我們的班主任讓我們自行組合同桌與選擇座位。許多同學頭一天就結好了對子，第二天教室剛開門就衝進去搶佔理想的座位。我由於經歷了上述兩次的痛苦經歷，對此類小事看得很淡。覺得能在祖國受到良好的教育，脫離錯誤的訓導管理就是最大的幸福，既不挑座位，也不在乎和哪位男同學坐一起。上課前，該幹嘛幹嘛，所以姍姍來遲。

可是當我踏進教室，看到二十四張課桌，四十八個座位，只剩下中間第四桌右邊還有一個位子，左邊坐著一位老成而且陌生的男生時，頓時就傻眼了。因為我不善於交際，和女生或陌生同學在一起會感覺很不自在。可現在說什麼也晚了，還有十幾分鐘就要上課，時間不允許我繼續遲疑，我只好硬著頭皮，在眾目睽睽下，勇敢地走向那只空位子。

幸虧那位同學並不認生，我剛坐下，他就自我介紹，說他叫江岸長（化名），家住鎮海（寧波專區下轄的另一個縣），前兩年休學在家，現在來復學。我聽了他的話，直覺地認為他是因為不願意跟著學校顛簸流離而休學。在後來的交談中，我還知道他在休學期間，自學了許多文、史方面的書籍，怪不得他的語文和歷史成績都比較好，背誦唐宋詩詞，琅琅上口；講起著名的典故，頭頭是道。另外，他非常關心別人，常常在我用完筆記本的時候，把他備用的本子送給我；學校食堂伙食不好，他帶我出去包飯；天氣涼了，他囑咐我及時添加衣服，儼然像個老大哥。就這樣，我們從陌生到熟悉，非常融洽地度過了一個學期。

寒假後，高三下學期開學時，我吸取上學期的經驗教訓，早早來到教室，坐到我們原來的位子上，可是遲遲不見岸長到來。不一會，來了一位也是鎮海籍的鄒同學（化名），取代岸長坐在我左邊的位子上，說岸長的肺病又犯了，這回厲害，恐怕回不來了。我這才知道岸長是因為肺病休的學，明顯好轉後，經校醫室同意，回來復學。這事只有少數同學知情，他們為了讓同學們能毫無顧慮地和岸長接觸、交往，隱瞞了他的病史。

果然不出鄒兄的預感，一個多月後，岸長家裏傳來震撼性的不幸消息，說岸長的肺病急劇惡化，肺部出現空洞，頻頻咳血，並在一次大咳血中去世。這一噩耗引致全班同學極度的悲痛與驚恐。大家悲痛，因為失去了一位一致稱頌的好同學；對我來講，則是驟然永別了一位朝夕相處的同窗好友。我們驚恐，因為聽說肺結核傳染性很強，我們經常和他一起復習功課，切磋學問，難免受到波及，會不會出現同樣的病情與結局呢？

兩天後，校醫室派來一位護士，帶我到鄰近的華美醫院去照 X-光胸透，經醫生仔細檢查，除了肺門有幾個鈣化點以外，未見其他異常。但校醫室仍不放心，要我每天下午課間休息時間到他們那裏去測體溫，報告有無咳嗽、咳血、乏力、盜汗、食欲減退等症狀，連續兩個星期，看不出結果，也就不了了之。後來，我在大學，工作單位，甚至移民美國後，多次拍 X-光胸片，除了年齡引起的改變以外，也都是這一結果。現在我已年近九十，仍然絲毫沒有結核病的徵兆。

為什麼我和岸長那麼嚴重的肺癆患者密切接觸三個多月，竟然沒有被傳染呢？這要從兩方面來探討，一是我肺門的鈣化點提示結核菌曾入侵我的下呼吸道，但被肺門淋巴結擋住，形成病灶，癒後鈣化，並使我對結核菌有了一定的免疫力；二是根據肺結核的發病規律和當年班上沒有爆發結核感染來推測：岸長的肺病，經過兩年的休學、調養，免疫功能有所增強，肺部的結核菌被免疫組織包圍、限制，所以沒有症狀和傳染性，俗稱肺結核的靜止期；但好景不長，經過一個學期的緊張學習，營養匱乏，加上寒假回家途中的舟車勞頓，寒風凜冽，致使他的免疫功能減退，病灶中的病菌衝破包圍，逐步擴散，破壞肺組織，形成空洞，腐蝕血管壁，引起咳血，更通過咳痰及飛沫，向外播散，成為開放型肺結核。這時他的肺病很容易傳給周遭對結核沒有免疫力的人群，但不能因此認為他的肺病在這之前就具有傳染性。

拜科學進步之賜，醫藥專家在二戰結束後研製成功鏈黴素、異煙腓等特效抗癆藥。岸長去世後四、五年，這些藥物批量生產上市，救治了不少病人，如果岸長晚幾年罹患此病，他就不至於英年早逝。真是病不逢辰，讓人惋惜和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