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在上海的姨媽，她和我的母親沒有一點血緣關係，但我們兄妹、兒女都會親切地叫她「姨媽」、「姨婆」—— 比許多有血緣關係的親姨媽、姨婆還要親。
姨媽還是小姑娘的時候，不知為什麼她父親把她帶到我外婆的家住店（小客棧）。幾天後，她父親就一去不歸、無影無蹤了，外婆只好收留她作為養女，並有了和舅父以兄妹相稱一樣的姓氏、名字。那時，外婆家也不富裕，客棧又沒另外請人，所以小姨媽就幫助做一些洗衣被、搞清潔的雜活，生活條件很差。姨媽稍大一些後，有鄰人就暗地介紹她去了紡紗廠工作，吃住都在廠裡了。四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封建思想還很嚴重，一般人認為「十流九廠」—— 好像是不願學好的人，才去進工廠做工的。大約兩年後，姨媽經人介紹和兵工廠的工人（也就是後來的姨爹）結婚。舉行婚禮前，她專門發了邀請信，請外婆和舅父（姨媽叫哥哥）參加婚禮，但他們思想封建，又極愛面子，認為：姨媽是未經家裡同意、私自逃跑出去的；而且是不學好去了紗廠做工；甚至結婚物件也是自己去找，「真是不成體統」！舅父竟生氣地說：「她要是回來，我不打斷她的腿才怪呢！誰會去喝她的什麼亂七八糟喜酒啊！」姨媽知道後，非常難過，結婚時她的「娘家」一個親人都沒到場，孤孤單單一人就出嫁了，真的傷心得幾天都吃不下飯。礙於舅父放出的重話，她又害怕得不敢回家，整個蜜月期都過得不愉快。
但她確實又很想念家裡的人，畢竟外婆收留、養育了她近十年，在她心目中，這個「家」就是她的娘家啊！我那時六、七歲，正住在外婆家。記得有一天，姨媽偷偷來到家的上面一條街，托人悄悄把我叫出去，我當時並不知道是去做甚麼，叫我的人又是認識的鄰居，想必不至害我、騙我，所以就跟著去了。見到姨媽我才明白，原來姨媽結婚了，她是來請我吃喜糖的。接著就問我「家裡的人好不好？外婆、舅舅、你媽媽、爸爸……怎麼樣？」我一一作了簡單回答後，姨媽擦著眼淚笑了，然後叫人送我回家 —— 我真不明白大人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姨媽不敢回家，所以回家後甚麼話也不敢對大人說 —— 這事在十多年後，我都長大成人了才說出來。那時，姨媽和姨爹都已生活在上海，而且有信來尋找外婆了。
五十年代初期，姨媽從上海寄信來尋找外婆和我們母子一家，並寄有幾張照片，從照片上看出她那時生活過得不錯；信上仍親切地稱外婆「媽」，稱我媽「大姐」，還問舅父「哥哥」的情況，以及全家生活狀況等。我媽看信後，很受感動且立即回了信，但出於面子和自尊心，沒有告訴她當時我們全家生活拮据、窘迫的真實情況，只說了舅舅已於十年前去世了的事。接著，姨媽又給我們寄來布料、衣物等包裹。此後，我媽和她都常有書信往來。記得有一天，姨爹出差到重慶，突然來外婆家訪問、探視我們，因事前誰也沒見過他，加之他人又長胖了，與之前照片樣子不大相像，我媽怕是壞人冒充，對家人不利，還拿出照片叫他辨認。當確認真是姨爹後，外婆便說：「你事辦完了，來家吃晚飯吧！」事實上，那時，外婆和我媽那裡有錢準備一桌像樣的飯菜招待他呢。臨近晚餐時，姨爹到家了，外婆才拿出五毛錢，讓我媽去外面買回十個大肉包子，連連叫姨爹「請吃、請吃！沒什麼好的招待你！」我們三個姊妹見到肉餡大包子，自然饞得要流口水了。姨爹見我們想吃又不敢吃的樣子，便用筷子一個個地夾給我們幾個小孩。很快熱氣騰騰的十個大包都被我們幾個小孩搶光了，姨爹僅吃了兩個 —— 事後媽媽罵我們「太不懂事！」我在成年後，每次憶起此事都會感到臉紅。
六十年代中期，我媽帶著我的大男孩為逃避重慶慘烈的武鬥，去了廣州公婆家。我先生去接回他們時，順路繞道去上海探望姨媽一家，在他們家住了一個多月。姨媽見到幾十年沒看到的「姐姐」，真是百感交集，既為舅父、外婆的去世傷心落淚，也為我們母子被父親另覓新歡所拋棄而忿忿不平、難過。臨別前，一定要送金戒子給我母親，我媽無論如何也不肯接受——因為她覺得娘家對不起這位妹妹，怎好意思接受妹妹的貴重禮物呢。到送別上船的碼頭時，姨媽哭得如淚人一般，我先生都被她們親同手足的姐妹情感動了。
重慶經歷罕見的文革武鬥後，市場蕭條，物資供應緊張。我生第二個孩子時，產婦和嬰兒起碼應吃的東西都買不到，還是姨媽，常常托人從物資豐富的上海不斷給我帶來豬油和奶粉，保證了我在產假期和育嬰初期的食物營養。當社會秩序稍安定後，大家都想過安居樂業的平靜生活，為老人和孩子安排舒適方便的居家設備，大家又都信得過上海的產品，我也就托姨媽給我在上海買有名的「蝴蝶牌」縫紉機和駝毛棉襖寄過來。機器那麼重、那麼大怎麼寄呢？恰好有位同事從上海探親要坐船回渝，我便請姨媽交給她搭船托運。話說起來容易，事做起來可就不容易了。聽回渝的同事告訴我：臨交貨前，姨爹花了整整一個晚上，先把機器安裝好（擔心我自己不會安裝），然後再用草繩一部分、一部分地仔細包紮、纏裹。她說：「你那姨爹真盡心又細心啊！我們在部隊的朋友都沒想到像這麼好的包裝。」當我看到遠隔幾千里運來的縫紉機竟毫髮無損、完美無缺時，我的心情真是喜悅又感激，姨爹啊姨爹，你細心認真的辛勞，我今生怎麼報答呢？
七十年代初，我母親去世了，我帶著不到五歲的女兒去上海探望三十多年未見面的姨媽。當順江而下的航輪到達上海碼頭時，只見表妹和表弟們都來迎接，大家爭著抱起我的小女兒，問短問長，那熱情場面令人難忘。姨媽家那時住房不到二十平米，全家共有七口人（孩子三女兩男），為接待我們，晚上就把表弟和表妹們都趕到親戚家去睡覺。姨爹很會燒菜，每天都給我們做上海紅燒肉、炒毛豆、排骨湯或豬蹄湯等餸飯吃；姨媽清晨五時就趕去市場排隊搶購豬肉，什麼蹄膀、排骨、豬肝等，去晚了就買不到 —— 那時上海比起重慶物資豐富得多，但比正常年代仍屬緊張。
到上海探望姨媽時，最令我難忘的事是：我因長期受慢性闌尾炎折磨的右下腹痛，在翔殷路軍醫院經醫生檢查後勸我立即動手術；寫信回渝向領導延長休假作手術也獲批准 —— 因那時重慶醫院派性未清除，制度極混亂，動手術效果不佳；姨媽也支持我在上海作手術。住院期間，她日夜幫我照看小女兒，還做菜飯送來醫院。在剛做完手術那晚，她一直靠在床欄上守護著我未合眼，聽到我在昏迷中不斷呻吟，很為我擔心；直到清晨五點，醫生叫我起床下地活動，姨媽餵我喝幾口開水後，扶我下床，我剛邁步就暈倒在地，姨媽心情都緊張極了，深恐我發生意外。現在想來：就是我的親媽在世，也不會這麼照看著我喲！
姨爹為使我傷口癒合得快，到處找人買雞熬湯給我喝 —— 上海那時為維護環境衛生，不准人在家養雞，又沒有農貿市場（造反派要取締），所以要買到一隻雞非常困難 —— 姨爹見人有拿著半大的雞都去說好話、懇求人賣給他。我不知道，是我太嬌氣還是身體不適應，這樣的小手術，都讓我住院一周。回家後又休養一周，我才漸漸正常起來。這樣，我就在姨媽家，麻煩了她近兩個月才搭船回到重慶。
姨媽和姨爹怎麼由重慶去了上海呢？這也是我帶著小女兒探望姨媽時才聽她講出的故事。
原來，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政府規定，凡屬因戰亂時期逃難到重慶的人，政府將補助路費讓他們回家鄉。姨爹是上海人，自然也願回老家去。抗戰結束不久，暫時還沒有大輪船去上海，但姨爹歸心似箭，於是他們就雇用了一隻木船，想順流而下就回到老家了。誰知行程不到一半，姨爹就生病了，眼看病情不能再拖，決定停靠某縣碼頭。姨媽人地生疏，語言難於溝通，但為了救治丈夫，只好獨自一人背著未滿周歲的小孩，硬著頭皮上岸尋路、打聽，幸好找到老中醫生來木船上為姨爹診脈、開處方。經服幾副藥後姨爹病情好轉，他們才繼續趕路。老天爺真是看顧心地善良的人 —— 我一邊聽著，一邊試著設想：要是半路被人打劫，或者船家不老實，或姨爹病情嚴重一時治不好，或遇大風浪……他們的結局會怎樣?多麼令人不寒而慄、毛骨悚然啊！但他們卻平安度過了。我聽到這裡，對姨媽二十歲左右時的果斷和勇氣真是佩服極了！
姨媽到了上海後，她那不滿一歲的孩子，因路途折騰，又要照顧姨爹，顧此失彼，孩子營養失調，不久便夭折了，真令人悲傷！後來，她也進了一家紡紗廠工作，是經驗豐富的紡紗能手，一人能看十多台紡紗機。姨爹則先在機床廠，後又在重型機器廠工作，並升任了技師，有時還被派出國訪問、考察。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富裕，孩子也越來越多了。為照顧成群的兒女，姨媽只好退職在家操持家務，讓姨爹一人工作養家。
那年我到上海時，見姨媽真是裡裡外外一把手，家裡弄得井井有條，整齊乾淨極了 —— 完全不像有五個兒女，僅住一間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雜亂無章的家庭。姨媽沒讀過什麼書，但心地善良，懂得關心別人，還是一位好管家，所以兒女們都尊重、孝順她。
現在，姨媽已八十多歲了，身體還算硬朗。雖然姨爹已去世十幾年，她的心不時會感到孤寂、難過，但兒女、孫輩們都常會回去看望她。尤其是二女兒，已是同濟大學建築系的教授、博士生導師，專門為姨媽買了一套兩房兩廳的居室，讓姨媽安享幸福的晚年。節假日，兒孫們都回她家團聚。大家會一起動手，各顯神通，做出各自的拿手好菜，歡樂地共用美味佳餚；兒女們若有空閒，也會陪她外出旅遊。真的能盡享天倫之樂、幸福無窮哩！
姨媽雖然和我媽沒有一點血緣關係，而且在外婆家生活也不到十年，但她直到現在都一直用著和我媽媽一樣的姓氏，一直使用著外婆給他取定的名字，對外婆和舅父過去的錯誤態度，從沒發過什麼怨言，可以肯定地說：她心裡一直認為她就是我外婆的女兒，她就是我媽的妹妹，她就是我的親生姨媽。在此借用《紅燈記》中李鐵梅的一句唱詞來說，我認為「……她比親人還要親」！
我在美國常常遙望東方，默默祈禱：願上帝祝福姨媽，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