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長在中國內地的我，唯一經歷過逃難的事只有一次，也是永生難忘的一次。

那是在文革時期的 1967 年 7 月山城重慶武鬥升級接近頂峰的階段，我家居住在校場口崖邊的半山腰處，上邊馬路旁有一所中學，下邊崖腳是我先生工作的中學。那時，中學生參加文革「誓死保衛 ×××……」進而發展到鬧派性的狂熱，簡直達到了最高峰。加之「大串聯」後，不分地區、不分校際，只要觀點一致、路線一致，都可橫向混連在一起了。上級和學校的領導人大都因「走資本主義道路」、「頑固執行資反路線」被打到或靠邊站；「臭老九」的教師們都抬不起頭，誰還管得了那些無法無天、膽大包天的造反派闖將們呢！

不知什麼時候，上、下兩所中學都榮升為兩大派系司令部的分部所在地，校場口地區也隨之熱鬧了起來。起初，他們還比較文明，互相以大字報鼓吹、用喇叭喊話、叫對方放棄自己的觀點「投降」，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也許是「先禮後兵」吧？沒過幾天，就發展到對罵攻擊、搶話筒喇叭、砸廣播站，最後發展到動武、開「槍炮」了。因他們的總司令部暫時還沒弄到足夠多的真槍炮分發到各個分部，於是就自己創造發明、自造土槍炮。

上面中學那司令部的闖將，自視佔有制高點的優勢硬是想壓服對方，天天往下面操場扔幾次手榴彈（在長頸玻璃瓶裡裝石灰）和土炮彈（在大石頭上打洞，裝上炸藥和雷管），炸得下面操場坑坑窪窪、飛沙走石、烏煙瘴氣。下面中學的闖將們也不示弱，彈弓高手們用石子彈射；試製土炮彈，準備隨時衝鋒上去爆破還擊。有一次試製炮彈不小心，還炸死了近旁一位職工。好傢伙！過去《平原遊擊隊》、《地道戰》電影裡那些對付日本鬼子的土辦法，他們全都學會用來對付自己的同齡人了。

我們住在半山腰的教職工，夾在上下兩派對峙的中間就慘而又險了。因他們開火沒有定時，事先也不出「安民告示」或打聲招呼，而是想什麼時候開戰就開戰。我們上街買菜、購物，常常感覺到有飛彈掠過頭頂，午休或晚上睡夢中，會猛然被一聲巨響驚醒，特別是那重量級的炮彈，會震得將人從床上騰起。我那三歲的兒子，常因這種巨響驚醒而嚎啕大哭起來。雖然他們投擲炮彈都是有目標的，但還是令人提心吊膽：扔歪了的「手榴彈」會掉到自己頭上；射不準的石子會誤傷自己的眼睛；土炮彈會在不知不覺時炸死自己……天哪！這樣「槍林彈雨」的日子怎麼讓人安身啊？經全家商量，決定「走為上策」！到我先生老家廣州躲避一段時間。

臨行那天上午，我去銀行取錢，路經瓷器街、唯一電影院，不知是那些樓房的視窗、牆洞不時有槍彈射出。幸虧蒼天有眼，穿梭而過的槍彈都沒傷及到我的皮肉。下午，我們攜帶著必需的行李和日用品，匆匆忙忙擠上公車直奔菜園壩火車站。原以為六點多的火車，我們四點到達等候絕對沒有問題；加之扶老攜幼，早早就進了「母嬰候車室」，定能優先上車。誰知趕來上車的人越來越多，沒帶老人或孩子的旅客也湧進了母嬰候車室，且在行李上就地入座。五點多鐘時已是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了。站上掛出「安民」牌子：「火車晚點」。真見鬼，晚到什麼時候也不知？山城炎熱的夏天本來就有「火爐」之稱，現在這麼超負荷的人和行李擠在一起就更「熱烙」了。儘管大吊扇不停地轉，還是讓人悶熱得透不過氣來。想喝水或上廁所，就得「翻山越嶺」（攀爬欄杆和行李堆）才進出得了。更嚴重的是食物和水都短缺起來，孩子受不了。又不敢坐纜車上去兩路口買食品，因不知火車幾時來，因兩路口寬銀幕電影院和工人醫院住院部都是兩派真槍對峙武鬥的大據點。就是在火車站裡，也能聽到上面傳來的陣陣槍炮聲，誰願意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果腹而去送命呢？我們只好忍饑受渴，節省糖餅以保證孩子需要。

好不容易熬到夜幕降臨的八、九點鐘，還是不見火車的任何資訊。我們疲憊不堪、昏頭昏腦；車站裡亂哄哄、臭熏熏、混亂、污濁；困倦的人們靠在椅背或行李上睡著了。半夜醒來，還能聽見有人對罵或旁人勸解的說話聲，那是有人睡姿發生偏差妨礙了別人，或上廁所攀爬不小心踩傷了別人。也有人不滿、抱怨、喝叱：「吵什麼？嫌不舒服就別來！這兒總比在大街上挨冷槍子兒好啊！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是啊，說得對！想想這年頭，被冤死的、被誤殺的不知有多少，現在受苦、委屈又算什麼呢？活著就是幸福，好死不如賴活！

一覺醒來，已是翌日晨曦耀眼，火車晚點十二個多小時了。疲憊不堪、又饑又渴的人群焦躁不安，只要一聽到火車汽笛長鳴就抖擻起精神，趕忙整理行李準備檢票上車，但幾次又都失望地搖頭歎氣、坐回了原處。有的老人和孩子因無法進出就只好隨地大小便，亂拋垃圾，整個候車室污穢極了，想攀爬出去都沒空隙下腳。我真擔心，再這樣拖下去，全家老小都會病倒了。

下午三點多鐘，終於有了好消息，說開往廣州的火車可以在四點發車了。人們一陣歡呼雀躍，連我們三歲的兒子都歡快地拍著小手說：「好呀，我快看到爺爺了啊！」整整二十四小時的等待、企盼，總算有了答案。火車上雖然也悶熱，常沒水喝、沒水洗臉，但比起候車室裡那些混合的臭味還是好過多了。抵達廣州後，將近一個月才接到領取托運箱的通知，且還需步行到遠隔十幾里路的南站去領取。全家四口一個皮箱，三把鎖撞壞兩把，所幸衣物完好，也算是逃難中的一件幸事吧！

在廣州躲避了近三個月的武鬥 —— 雖然廣州也亂，也有兩派的爭鬥，也有人被打死在街邊；常常半夜會有人敲響鑼或；臉盆大叫：「抓賊呀！黑衫紅褲啊……」（據傳是越獄犯）刹那間，整條街都會響起盆鑼的叮叮噹噹聲，據說，那是街坊群眾自發組織的「自衛」。比起重慶好得多。—— 我們以為「中央文革小組」的「九、五」命令下達後情況會好起來了，故于十月把老人和孩子留在廣州，我們先回重慶。

回到山城已是秋涼時節，感覺爽朗多了。造反派們都在紛紛交槍給上級武裝部門，所以聽不到槍聲了：但各行各業仍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逃避武鬥的人們也未全回到工作崗位：許多商店不開門營業，開了門的貨品也不多，除糧、油和少量蔬菜、豬肉保證供應外，其餘副食品必須到郊外集市農民那兒去搶購，社會秩序並未恢復正常。

唯一正常運作的是各單位造反派組織職工學習：千篇一律的「早請示」、「晚彙報」、輪流背「語錄」、念讀「中央文件」等，誰也不敢遲到。更具深刻意義的「教育活動」是組織職工去現場參觀武鬥留下的「傷痕」。本來這是一項讓人吸取教訓、放棄前嫌，以增強團結，不再爭鬥的好活動，但造反派們都帶著自身派系故有的觀點，以此來宣揚自己派系的「功勞和貢獻」，批駁和指責對方，反到挑起了更大的仇恨。誰人多勢眾，誰掌握了單位的主動權就宣揚誰的觀點，少數對立派自然就是被批駁的一方了。靠邊站的「當權派」和什麼派別也不參加的「逍遙派」，為了求得生存，只好隨波逐流、聽其自然了。

我當時算是一個靠邊站的小小「當權派」，經批鬥、檢查交待、勞改幾個月後還沒被宣佈「解放」，所以沒有資格參加什麼派，沒有完全自由，只能隨單位掌權的造反派一起活動。

記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參觀是去重慶山洞（地名）一個軍營的游泳池。那池裡整整齊齊地排列著幾十具屍體，每具都穿戴著軍式服裝（造反派紅衛兵多穿軍裝），滿池灑放著土黃色的福爾馬林防腐劑，一樣的顏色，一樣的睡姿，一樣的個頭，一樣的年輕，顯得更加整齊、安詳。令人想起，他們在「誓死保衛」戰中是多麼的忠貞不渝、視死如歸啊！據介紹，那是山城「反到底」派總司令黃廉親自指揮、製造的一次槍戰大血案……「八一五」派的參觀者們雖未親臨戰鬥，但目睹眼前戰友犧牲的慘狀，也禁不住掉下了悲憤和同情的熱淚。

據一位住在上清寺市委大院的同事講，七、八月那段時間武鬥升級到除飛機未用上外，手榴彈、機關槍、迫擊炮、大炮、坦克全用上了。炮彈經常從他們的房頂上掠過，晚上那夜景呀，簡直就像電影中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紅軍攻克柏林一樣。啊，真遺憾！我為了逃避那些土製炮彈的傷害，卻失去了欣賞實彈射擊「美景」的機會！

68 年春節以後，市面形勢還比較平靜。先生決定去廣州接母親和兒子回渝，讓我一人留在家。我慶幸運有這樣的機會第二遍讀《紅樓夢》；並研究菜譜，學會了做四川扣肉、紅燒鱔魚和煎蛋餃子等烹調技藝。

誰知到了四月中旬，形勢趨於緊張了，街上行人稀少偶爾有槍聲傳來，單位造反派也不組織學習活動了，只叫大家在家休息。又誰知，全國好些地方，突然通訊中斷，廣州和重慶的電報、電話都聯繫不上，我和家人無法互通訊息，心裡萬分焦急。

突然一天上午，一群某中專技校的造反派學生，端著步槍衝到了我們那半山腰的教工宿舍周圍，吵嚷著要架機槍向崖下那派掃射。其中有人從外廊繞到了宿舍後面，發現我家廚房窗臺是個好地方，嘰裡呱啦叫駡著便架上了機關槍，有人還叫嚷要放火燒房子……當時我是既緊張又沉著，不斷提醒自己，冷靜、冷靜！接著打開後門，勸說道：「同學們，這裡是教工宿舍，不是造反派辦公地方。你們放火只會傷及無辜者，請冷靜想一想吧！」有人不吭聲了，但其中一個握著步槍的闖將看我挺著大肚子，惡狠狠地盯著我，威嚇道：「去、去、去！不關你的事，你不進去就給你兩槍托子！」我明白，這意思是要用槍托來打我。本想再爭辯兩句「在我的廚房架機槍，怎說不關我的事呢？」但眼前是「秀才遇到兵」，還爭甚麼啊？為了肚裡孩子的安全，我只好咽下這口氣了。我蹣跚著，轉身進屋關上門，心裡一直盤算著：他們和下面學生開起火來，或是放火燒房子，我該往哪兒躲？幸好他們嘟嘟嚷嚷地在外叫駡了約二十多分鐘，見坡下毫無動靜，便自動撤走了。

事後，周圍的鄰居都來向我打聽當天發生的事情，有人是好奇想弄清情況，有人是聽見了我和那些闖將的對話，他們說：「你也真大膽，還敢去勸說他們，要是真給你兩槍托子，懷身大肚的，怎得了？」經他們這麼說，我還真的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後怕哩！自那以後我都時時害怕、擔驚，深恐哪天真會發生那樣的「槍戰」。[下一篇：文革拾遺（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