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劉康認識的時候，我四歲，他六歲，我的母親和他的父親是北京「德國醫院」（現北京醫院）的同事，我們同住在東交民巷的醫院宿舍大院裡。那時候許多小朋友常在一起玩，冬天在院中一起滑冰，只要我一摔倒，他一定跑到我家，向大人報告：「小妹又摔跤了！」所以，每當此時，劉康總是比別的小朋友顯得更加激動和忙碌，「重任在身」，往來於冰場和我家之間。

童年的生活美好而短暫，不久我們先後搬離了宿舍大院。該上中學時，劉康曾和他父親來我家，請我父親（曾任音樂老師）看看他能否報考音樂學院附中，學習聲樂，我父親發現他很有歌唱的天賦，還開玩笑說：「真不愧為是余叔岩老前輩的後代！」（余叔岩是梨園界知名的老生前輩；劉康的姥爺）那一天，我不在家。

我們再見面時，已是時隔二十年後的 1967 年，彼此都不會認識對方了。他是北京中央歌劇院的男中音歌劇演員，我在中央樂團彈豎琴。那時，文藝界經常有聯合聚會，有時在天安門廣場；有時在各體育場館、各劇場，劉康常常會看到我，甚至知道我哪一次和誰坐在一起；哪一次在廣場和誰互換涼鞋；哪一次去小賣部買了什麼；哪一天在西單十字路口賣中央樂團的《井岡山》小報……，我卻渾然不知。有一天，他的母親和他提起：「也該交一個女朋友了。」他卻和母親說：「我倒覺得中央樂團有一個女孩子挺不錯的，個子高高的。」（他身高 1 米 86，我身高 1 米 73）他媽媽聽了這話，覺得未免有些離譜：「你又不認識、不瞭解她，怎麼知道人家有沒有男朋友？這些日子我倒是常常想起小妹（李望一）來，你們這些孩子中，我最喜歡她，要是知道現在她在哪兒就好了。」劉康說：「恐怕她也早有男朋友了！」

1967 年，中央廣播交響樂團排樣板戲：交響樂《沙家浜》，因樂隊沒有豎琴，我被臨時借去參加排練、演出，那一段日子和大家相處得非常愉快，有一次集體觀摩中央歌劇院的歌劇《紅燈記》，散戲後，廣播合唱團的章大哥叫我留下，我正在納悶時，只見從後臺走出一位還沒卸妝的演員，啊！這不是剛剛在戲中扮演在粥棚裡喝粥的那位大個子嗎？只有一句臺詞：「呸！配給的，咯著我了！」看著我一臉的困惑，章大哥說：「來來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來我們團幫忙的中央樂團的小李，李望一；這是我的老同學，歌劇院的大康，劉康。」還加了一句：「人特好，忠厚老實！」只見劉康瞪大眼睛看著我，愕然之中帶著驚喜，（原來他心裡想著的和他媽媽心裡想著的竟是同一個人啊！）我卻還不知其中奧妙，只感覺太突然了，有些不悅，怪章大哥事先也不打個招呼。回到家中，我們都和自己的母親說起此事，我媽媽說：「大康呀！那可是個乖孩子，小時候，數他最關心、照顧你！」他媽媽的喜悅，自然不在話下……時隔二十年，我們竟這樣「經人介紹」又戲劇性的重逢了，實在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兒時的共同回憶遙遠而親切，友情的昇華從心底漸漸燃起愛情的火花，中山公園、景山、北海、香山、動物園、北京展覽館、頤和園、圓明園……處處留下我們的足跡。

1967 年也是「造反有理」的年代，紅衛兵拿刀子比著我的脖子抄了我們的家，劃破沙發尋找武器槍支，翻箱倒櫃搞得無落腳之地。拉走一卡車物品，查封了一個房間。從此家門不能上鎖，紅衛兵可以隨時進入索取所需。父母已經感到面臨的危機，他們深怕自己將無法保護女兒（我是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雖然和劉康的家庭相識已久，但畢竟兩家二十多年很少來往，儘管劉康母親非常喜歡我，但因母親曾是右派分子，加之面臨敵特的政治審查，他們家已經不同意我們的交往。劉康是長子亦是孝子，那段日子，他曾多日獨自徘徊在陶然亭公園的湖邊，幾個小時坐在長椅上思緒萬千，但最終他還是作出了與我患難與共的抉擇。我們於 1968 年 1 月 20 日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婚後不久，父親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接受批判教育改造；母親以特務反革命的罪名被揪鬥隔離審查，關押在醫院太平間隔壁的一間只有一個草席的小房間裡。父母的工資均被凍結，每月只發基本生活費。

其後，隨著文革運動的進展，我們也經受了來自他家庭的巨大壓力。

劉康的父親和弟弟曾經一同逼我，要我和我的父母徹底劃清界限，不讓我們住在中央樂團宿舍區的家裡陪伴孤獨的父親，他們說不能讓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繼續影響腐蝕劉康。那時他下部隊接受再教育，我要下班騎車半小時回到婆家，風雨無阻。他們幾乎天天批判我，上綱上線，剪了我中學時穿游泳衣的照片（我曾是北京少年游泳隊的隊員），說我是掃帚星，給他們家帶來災禍和晦氣，還要到中央樂團革委會去告發我劃不清界限……只有奶奶，常在他們批判我的時候，獨自偷偷掉淚：「可憐的孩子，他們又難為望一了。」我的婆婆，毫無主見，丈夫、兒子說什麼，她就跟著說什麼，事後又背著父子二人偷偷和我說：「都是你爸叫我說的，其實我沒那個意思。」那個年代，多少人每天一出家門就得帶上假面具，直到回家才得以解除。可悲的是，在這個家裡，假面具卻沒有摘下來的時候啊！

多麼嚮往家是個溫暖的避風港 —— 尤其在那個白色恐怖、血腥漫天的歲月 —— 而我卻只感到在這裡更加寒氣逼人。有一天，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當時正懷著老大，在一個冬夜，我走向火車站，真想跳下去將一切結束，然而卻沒有勇氣，又怎麼捨得離棄患難中的雙親、腹中無辜的孩子、還有在部隊惦念著我們的丈夫！

那時，每天要參加批鬥大會、小組學習，精神總處於緊張狀態。因為個子高，又是寒冬臘月，所以懷孕七、八個月也沒幾個人知道，直到生產當天還在騎自行車上班。記得產後第二天清晨，我給組長打電話請假，告訴他我剛生了一個女兒，組長吃驚地連問了我三遍：「什麼？你說什麼！你怎麼會生了一個小孩？……」

女兒劉鈞出生了，但一直不能和關押在「牛棚」中的姥姥見面。1970 年初夏，劉鈞一歲半的時候，我被借調到浙江省歌舞團排樣板戲，那時候，全家五口人，分住在四個地方：媽媽在江西農場勞改、劉康在塘沽部隊接受「再教育」、我借調在杭州；只有爸爸和劉鈞留在北京。爺孫二人相依為命，寫一封信，全家彼此「傳閱」，還要經過專案組的政治審查，可謂一紙家書，跨越大江南北。

女兒兩歲的時候，我利用浙江省歌舞團派我回北京出差的機會，帶她去清河茶澱勞改農場看望了姥姥。那是她第一次坐火車，興奮異常！此行，對她提出的諸多問題，我不知如何作答，怎麼忍心告訴她：姥姥是「壞人」，只能住在離我們這麼遠的地方，不可以回家。

姐妹倆漸漸長大，終於有一天她們發現：為什麼姐姐姓劉、妹妹卻姓李呢？原來這裡面還有一段故事：爺爺的父親 —— 我的太爺爺叫李永泰，他去世後沒有留下什麼遺產，唯一留下的是經他自己修訂的家譜。太爺爺希望子孫世代榮神益人，所以排出了二十八代家譜：「永文信望愛多昌，為義興仁慕美常，天恩啟化從容道，樂首清福定榮光。」從中不難看出，這位在皇宮裡謀差的清末小官吏（清廷鑾駕庫裡管理馬車），已將身心皈依了基督，並將對主的崇敬，對後代的殷切期望與囑託巧妙地融入家族後嗣的輩分排序中。《聖經》中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 13:13）

所以我的爺爺排「文」字輩，父親那一代是「信」字輩，我這一代是「望」字輩，我們的下一代就該是「愛」字輩了。 由於我是獨生女兒，所以，為了排全信、望、愛，小女兒就姓李，叫李愛楊了（姥姥姓楊）。為此，劉鈞曾非常遺憾 —— 沒能排上愛字輩！

1978 年，我們先後調到中國歌劇舞劇院，劉康任歌劇團副團長；我是管弦樂隊豎琴首席。

1989 年 6 月 4 日一聲槍響，我們的心冰冷傷痛到極點。

1991 年 3 月，一家四口踏上行程，由於經費有限，我們只能乘坐火車，經東北，取道蒙古人民共和國、西伯利亞、莫斯科、最後到達柏林。列車上，隨身所帶的舊牛仔衣褲、糖果、咖啡、速食麵、泡泡糖……均被蘇聯（那時尚未解體）列車員和蘇聯、東歐乘客搶購一空，共賣得一千多盧布。一位俄羅斯大漢硬要扒下劉康的旅遊鞋與他的皮靴交換，讓人哭笑不得。中途所經蒙古、蘇聯各個城市，只感到窮困與貧乏。五天四夜後，到達莫斯科，我們在此停留數日。這個從中學時代僅在電影中見過、充滿了無限嚮往與景仰的偉大城市：紅場、列寧墓、克林姆林宮……曾引發我無數的遐想，那樣神奇壯觀與美麗！然而，眼前所見，怎麼也無法和我的想像相吻合，它是那樣破舊髒亂、滿街泥濘，過時的舊車慢吞吞地從身邊開過，商店裡的貨架空空如也，上百人排長隊只為了買一小卷冰淇淋，滿街買不到五號電池，接待我們的蘇聯朋友對送給他的二鍋頭和懶漢鞋視如至寶，踹在懷中。最令我們驚訝的，是在路邊地攤上，竟然有人廉價出賣列寧勳章！這個當年象徵著國家最高榮譽與獎賞的勳章，如今竟落得如此悲慘下場！曾幾何時，人們還振臂高呼：「蘇聯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如今，共產主義的信仰與理想，你在哪裡？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賽 40:8）

復活節前夕，我們到達柏林，轉車直往德爾門豪斯特（Delmenhorst），邀請人是一對和藹可親的基督徒老夫婦。復活節那天，劉康被按排在主日崇拜時獻詩，當寬敞肅穆的教堂裡迴響起巨大管風琴伴奏的宏偉樂聲時，一股聖潔敬虔的感情油然而生，我的心受到極大震撼！一天，主人帶我們去參加布萊梅（Bremen）華人查經班的聚會，剛一進門，十幾位弟兄姊妹就唱起了「歡迎歌」，看著他們一張張親切的面龐，一雙雙真誠的眼睛，我的眼淚奪眶而出，幾十年來，我們所經歷的，是階級鬥爭；是被人批判和仇恨；是遭人嫌棄與遠離。我已學會將自己的真實思想深藏，不敢相信任何人。看多了人與人之間的貌合神離互相鉤心鬥角，爭權奪利，「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的「豪言壯語」猶在耳邊，我們的心早已被傷透，變得冰涼。和他們以後的相處，只感到溫暖與友愛，拘謹受傷的心得到一種全然的釋放。這份親情在自己的祖國、在骨肉同胞之間沒有感受到的，卻在異國他鄉，在一群素不相識的人們之間感受到了！我們好像從數九寒天的冰窟驟然來到春光明媚的花園，恨與愛強烈的反差讓我常常好似生活在夢境之中。我多麼渴望這樣真誠、不講條件、不求回報的愛！如果有一種生命能激發出人們如此的愛，我渴望將自己的生命也融入其中！

奇妙的是，三個多月我們在德國、英國所接觸的幾乎都是基督徒，不分國籍，不分膚色，不分職業，不分男女老少和職位，不分階級，不講鬥爭，人人互敬互愛、以誠相待，在他們身上都有著一個非常明顯的共同點，那就是「愛」，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真誠，是一種與世人不一樣的生命的流露。基督的生命原來具有如此巨大無比的生命力，我們降服在神的面前，承認自己的卑微，是一個罪人（無法達到上帝聖潔的標準也無法自救）；承認基督耶穌為了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祂流出的寶血赦免了我們的罪，接受祂為我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那一天的凌晨，光霞姐帶領我們全家做了信主的決志禱告。那一刻，淚水止不住的流淌，說不出是傷痛還是甘甜，只是有一種強烈的感受：我終於回家了！

結束了英國的演出後，我們將再次返回德國。臨別的時候，光霞姐感感嘆的說：「上帝如此奇妙地帶領你們一家，超出你們自己的所思所想，實在是神莫大的恩典，是 神的美意，將來祂一定要用你們！」對這一席話，當時並不完全理解……

1991 年 7 月，告別歐洲來到美國。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間華人教會，遠隔天涯的雙親知道後得到極大安慰，他們深藏心中最大的願望，就是我們能早日接受浸禮，歸入基督，天天為我們禱告，求主帶領與保守前面的路程。來到加州，全家只有四個手提箱，一切從零開始，待租好房子，買一些生活必需品後，口袋裡只剩下 $200 元，從此四人一心，開始了打工生涯。

在教會經過一個多月「真道班」的學習，準備於 10 月 6 日接受浸禮，就在 10 月 6 日的前一個主日，正在崇拜時，我忽然發現坐在我們前面一排一位姊妹的背影實在太像光霞姐了！但心裡又覺沒有可能：灣區教會那麼多，我們有幾百人的教會那麼大，他們遠在倫敦，我們到加州後，還沒有來得及與他們聯繫……儘管如此，我還是按耐不住內心的激動，輕輕拍了一下那位姊妹的肩膀，她回過頭來，我們兩個都驚呆了：啊！哪有這麼巧的事！正是光霞姐！她說：「我們到加州開會，多麼想見到你們，只是還沒有你們的地址電話啊！」感謝主！安排了如此令我們意外驚喜的重逢！

1991 年 10 月 6 日，是全家難忘的日子，在加州「山景城基督教會」，四口人一同接受浸禮，由鄭果牧師主持施浸，我們皆因浸禮表明神的救贖與大愛臨到我們生命中，從此過著新人的生活。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記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 5:17）

教會是一個屬靈的家和學校，我們在這裡得到了牧長和弟兄姊妹的熱心相助，從生活上無微不至的關懷體貼照顧到靈命的餵養教導和操練，使我們在主裡漸漸長大，不知覺中，人生觀、價值觀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過去所追求的事業輝煌，現在不再具有吸引力，人生的意義只在於生命與主相連得到改變，為主而活，愛周圍所有的人，帶領更多的人歸入基督，這是一個基督徒留在世上的唯一目的。回顧以往的日子，天父一直牽著我們的手，祂的恩典無法 訴說，永遠夠用。有一首詩歌十幾年來直到今天，都時刻陪伴著我們，給我們信心、力量和安慰：

我知誰掌管明天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為主活；
我不借明天的太陽，因明天或許陰暗。
我不要為將來憂慮，因我信主的應許；
我今天要與主同行，因祂知前面如何。
有許多未來的事情，我現在不能識透；
但我知誰掌管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