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這些事情都是我十二歲（1960 年）之前的零碎記憶。

我大腦裡殘存的最初記憶是在我的出生地，天津市和平區多倫道 268 號。1951 年，我三歲時，天津發洪水，我趴在二樓窗臺上，看大水流過街道和魚在水中游過的情景。

我第二個記憶是隔年在北京永定河畔的大舅家。我和表弟一起在初冬的冰面上玩時，表弟不慎落入河中，被路過的馬車夫救起。嚇的我不敢回家，躲在房後直到天黑，家人才把我找回去。

我小時候住在一個日本人建的二層樓房，樓梯在樓中間；在樓梯的緩步台左角有個半米高的垃圾投拋口，已廢棄不用，裡面的垃圾還是當年日本人遺留下的，上面有對開的鐵製蓋板，為了安全，蓋板已鎖死。有一天，我好奇地透過鐵蓋板縫隙往下看，在爐煤渣中隱約看到像電影裡的癩瓜手榴彈。我下樓繞到樓後面的垃圾清除口，爬了進去，用手扒開爐煤渣，果然是手榴彈，還發現一個粉紅色女式錢包和一瓶香水。錢包裡有一枚昭和十八年（1943 年）面值一錢的鋁質硬幣，正面圖案是日本富士山。我用鐵釘撬開手榴彈一端，倒出黑白參半的圓柱狀顆粒炸藥。長大懂事後，想想就害怕，真是年少無知者無畏，要是當時搞爆炸了，也就沒有今天的我了！

小時候的腦袋裡總想著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常聽大人說電能打人，不知是什麼滋味，老想嘗試一下。我所住的樓房的電源鍘刀開關，在樓梯緩步台靠右邊牆上。有一天，我搬個小木板凳放在開關下面，把開關下部保護蓋拆下，露出銅片；我右手拿著一把黃銅鑰匙站在板凳上，看看左右無人，迅速甩打開關下部銅片，感覺瞬間麻到肩膀，鑰匙也飛出去老遠。此後再也不敢碰了。

男孩子的遊戲主要有彈玻璃球、扇紙啪嘰、滾鐵圈、套蜻蜓、抓蟋蟀，再就是玩狗。那時個人家沒有條件養狗，都是些半流浪狗，我們大夥今天張三從家裡拿半個窩頭，明天李四從家裡偷拿塊餅子餵狗。狗同我們混熟了，我們走到哪，狗就跟到哪。有一條雜種狼狗，黑嘴黃色短毛，我們大夥給它起個名字叫老黃。老黃個頭很大，站立起來有一人高。附近院的孩子也有狗，我們常互相鬥狗，每次老黃總能打敗對手。有一次在滑翔機場，老黃和三條野狗對抗，雖然老黃的耳朵負傷，最後還是贏了，老黃是我們的驕傲。每次老黃獲勝，我們會偷偷從家拿些好吃的獎勵它。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名路過的軍官看中了老黃，要用四十元錢買它，那些錢是當時普通工人一個月工資，我們沒有同意。後來，瀋陽市成立了套狗隊，成員主要是鮮族人。他們開著改裝的中吉普車，車後面是鐵籠子，他們拿著消防勾和套狗杆，所有沒掛狗牌的都是他們下手的對象。第一次，老黃在街邊牆下睡覺，我們發現套狗隊的車急忙叫醒老黃，它翻過一人多高的圍牆跑掉了。第二次，是三個套狗隊員把它圍住，它急了把其中一人的手指咬斷跑了，從此套狗隊就釘上了它。最終也沒能跳脫被套的命運，我們五、六個孩子拿土石塊攻擊套狗隊員也沒能救下它，我們傷心了好長時間。在這之前，我們還有一條黑色母土狗，我們起名叫小黑，剛下了一窩六隻小狗仔就被套狗隊套走，我們一群小夥伴怎麼央求都不行。我們煮米湯餵小狗，最後也沒餵活。我們跟套狗隊結下了仇，看到他們車就用石塊打車玻璃，打了就跑，我們地形熟，他們也抓不到我們，打得他們不敢再來了。

我伯母有個弟弟在鳳凰城駐軍，我稱呼他舅舅。他經常來我家，穿著軍裝來，後來換成便裝，把五四手槍彈夾退下分別藏起來。舅舅很喜歡我，常帶我出去玩。我記得第一次帶我去興順街鐵西電影院對面的曲藝社聽相聲。還給我買口香糖，那是我第一次吃口香糖，外面是綠色包裝，裡面是錫紙包著一片一片的。第一次還不會吃，咀嚼後差點吞咽下去。那個年代口香糖可是奢侈品。

1956 年 6 月的一天，我正在後院玩，聽小夥伴說可以報名上學了，我跑回家拿了戶口名簿就往整齊小學（興華一校前身）去報名。當時腳上穿著木製趿拉板，沒跑多遠繫繩就斷了，我手拎著趿拉板光著腳跑到學校報名。報名女老師見我滿臉汗水還用手帕給我擦，好暖心！後來她成了我的班主任老師。當時，她是除了母親和伯母之外我最喜歡的成年女性。可惜的是，當我三年級快開學時，我們班和另外一個班被整體調轉到應昌小學。學校搞了一個歡送儀式，我戀戀不捨地哭著和老師告別。此後至到成年，不管在什麼場合遇見老師，我都要恭敬地鞠躬行禮，道聲老師好！

剛入小學，同班有個小女生，叫什麼穎，名字記不起來了；胖乎乎的圓臉，一雙黑黑的大眼晴，梳著兩條小辮子，穿著一條漂亮的布拉吉（連衣裙）。我第一眼就喜歡上了她，每天總找機會接近她。可惜不久她就轉學走了，使我失落了一陣子。

我是班裡男生中的孩子王，有七、八個男生圍在我身邊。課間休息時，我們會跟別的班男生玩碰羊角遊戲。我們贏的時候多，輸的時候少。其中一個叫李志清的同學是個畫畫小天才，小學畢業分手後再沒見到他。

上學不久，學校就給學生下了除「四害」任務，每星期要上交多少隻蒼蠅。在一個星期日，我雙肩扛著一歲多的小妹妹，拿著蒼蠅拍去到學校附近的平房打蒼蠅。當時在興華街和七路交叉路口的東北角有一趟平房，平房頂上有人扔些垃圾招來很多蒼蠅。我把小妹妹放在地面叫她不要動，我順著房後靠牆一排倒扣著的水缸攀爬上房頂。一看蒼蠅太多了，正高興地打的起勁，突然身體一沉，我本能地用雙臂撐住，低頭看到腳下是一台大收音機，這才知道把人家房頂蓋踩塌了一個大洞。我嚇的魂飛魄散，急忙縮回身體跳下房子，背上妹妹跑回家。從此之後再沒敢去那地方。

除了打蒼蠅的任務，還有打老鼠的任務。城裡的老鼠不好抓，星期日放假時，我們幾個小夥伴拎著水桶，拿著日本戰刀和木棍到滑翔機場的草坪灌老鼠洞。先找老鼠洞口，幾個人在方圓幾米內的幾個洞口分別看守，兩人在小河溝用鐵桶裝水後灌其中一個洞口，等老鼠跑出後用戰刀或木棍打死，把老鼠尾巴切下來。等到傍晚要回家時，大夥把老鼠尾巴均分，第二天拿到學校上交記分。

舅舅的大女兒出生後交給我母親帶著，給她準備的動物餅乾放在靠床牆面上高舉的木架上。有一天，我踩著被摞偷吃了一塊餅乾，被母親發現後挨了一巴掌。

有一次，我感冒發燒。母親給我蒸了一碗雞蛋糕，還買了兩塊點著紅點的綠豆糕。我捨不得吃，一次只咬下一小點，在嘴裡慢慢抿著品嚐那香甜的滋味，捨不得咽下去，真好吃！

母親對我管教極嚴，我記得有一次在外面玩耍完回家，我剛開門進屋，母親正站在門旁的水池洗餐具，不由分說拿著飯勺就打了我一下，打的我直蒙，不知為何。我問母親為何打我？母親說有人來家告狀，說我欺負別的小孩。我一問是誰才明白，根本不怨我，是滾鐵圈時那小孩沒滾好碰到我鐵圈上。我在外面和別的孩子發生衝突，不管怨誰，母親都先教訓我。

我們家在後院養過兔子，一開始是一對，兔子繁殖的好快，兩個月一窩。兔子是掏洞能手，有一次在兔窩裡找不到兔子，原來它把洞掏到雜物棚地底下，等到再出來，帶出一窩小兔子。小兔子剛出來歡蹦亂跳，好招人喜歡。有一天去餵母兔子，發現它不吃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兔子嘴腫了好大還有血跡，不幾天就死了。一開始懷疑是貓幹的，還抓了一隻常來的貓教訓了一頓。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要到樓後面去小便，當走到樓洞中間時迎面碰到一隻動物，尖的嘴巴，細長的身體拖著一條大尾巴。當時我們互相看著，然後它突然轉身就跑，我緊隨其後，追到第五市場棚戶區（聽說此處原先是一片墳地）路口的老王小鋪家門口就不見了。原來禍害兔子的是黃鼠狼，冤枉了貓。

1958 年春節除夕日下午放鞭炮。我不敢手拿著放「二踢腳」，放在地面上點燃引信後跑開，等了半天沒有響，我跑過去蹲下查看時突然響了，第一響後打到我臉上，反彈到樓洞裡第二響。我捂著臉跑回家，可把母親嚇壞了，還好沒有傷到眼睛，但半邊臉傷的很利害，感到火辣辣的疼，傍晚就開始發燒。晚上的團圓飯也沒吃，我躺在床上似睡非睡中，聽到大伯父在變戲法。沒曾想這是我們家最後一個團圓年，當時，我們兄妹三人和父母五口，加上伯父母和舅父母共九口人。春節過後不久，我們家發生變故，伯父、父親因歷史反革命罪先後被捕入獄，父親被帶走的當天，母親在門後暗自哭泣，我拿著平時積攢下的幾角零用錢交給母親時，母親把我摟入懷中痛哭。從此，我的人生蒙上一層灰色的陰影，嚐盡了歧視、屈辱的滋味！

家中的變故使我迅速長大。為了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學校冬季放寒假時，我背著小麻袋，順著興工街麻袋廠牆外的鐵路專用線，走四站多路程到瀋陽站鐵路貨場拾煤塊，煤塊是從運煤貨車掉落鐵軌兩邊的，或是卸完車後車廂裡殘餘的；最遠走到北兩洞橋（北二路鐵路橋）。自己知道在密集的鐵軌網上行走時，如何注意鐵路交匯的道叉，判斷來車方向躲避危險；曾經兩次看到被撞死的人。每次半天多時間能撿三、四十斤左右的煤塊。之後，找一個適當高度的台階，在那上面把裝煤的麻袋口先繫好，再用麻繩繫上像行軍背包那樣的雙肩扣，站立在臺階下把雙臂穿過繩套背回家。中途沒有合適高度的台階不能休息。有一次撿的煤多，走到興工街和雲峰街之間，累的實在走不動了，半路背靠著道邊信筒休息時，一點一點地順著信筒溜坐到地上就站不起來了，是一個好心的老爺爺幫忙把我抬扶起來。最辛苦的還不是負重，背的時間久了，繩子勒的雙肩不過血發麻，只能每隔段時間彎下腰讓繩套稍微鬆一鬆，活絡活絡血脈，再直起身繼續走。雖然辛苦，但也有快樂。除了鑽地堡、爬碉堡、扒火車，也就是在那時發現了集郵的樂趣。在貨場、站房的正對面，有個很大的垃圾堆，比房子還高，上面除了爐煤渣還有廢紙張等垃圾；許多舊信封上貼有漂亮的郵票，我把信封撿回家用水把郵票泡下來。我的第一套郵票「人民公社」就是在那時留存下來的。時間長了，我和火車頭司機、司爐混熟了，每當收穫少時，他們會故意從車上扔下幾大塊煤。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次我帶鄰居夥伴周小虎一同去撿煤，當我們撿完煤背著往回走，路過一個搬道房，搬道工出來把我們倆叫住，進入房內他用繩子把我們倆胳膊朝後捆上，問我們是哪個學校的，並威脅要找學校告狀。最後把我們撿的煤留給他才放我們走，原來是他取暖的煤快用完了，來打劫我們。我恨死他了，此後我躲著那個搬道房走，有時撿完煤先找個地方把煤藏起來，有時也會躲在暗處拿彈弓打他，搬道工需要隨時接聽電話，按調度搬動道叉，他不敢離開搬道房追我，氣得他只能站在門口駡街，真解恨！記得伯母還有鄰居任希平各跟我去撿過一次。我們家冬季取暖，那兩年沒有買過煤。花錢也買不到那樣優質，烏黑黑、亮晶晶、輕漂漂的水洗無煙煤；燃燒完後看不到煤核，只剩下灰白色的粉末。到 1960 年大饑荒，我曾在貨場鋼錠堆放垛中發現一小袋高糧米，大約五斤。後來因貨場內停有運糧車，怕發生意外，實施了軍管，派有軍人站崗，貨場再也進不去了。

童年給我記憶最深刻的是 1960 年代的大饑荒。當年的市景所見我寫在《歲月留痕》中，不再贅述。這裡寫寫我自己的親身經歷。當時政府規定的糧食配額是每人每天八兩，很少有其它的副食和蔬菜來補充，那是個什麼都要供應票的年代，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不要票的東西；糧票、油票、糖票、布票這是最基本的，連火柴和燈泡都要票。像當年的三大件：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工廠裡幾百人的車間一年也就分配給一兩個配額，民間就別想了。記得第五市場有個姓楊的，孩子出生後沒有奶水，沖奶粉又沒有白糖，我們家白糖票幾乎都接濟給了他。那個年代吃飽肚子是頭等大事。星期日休息，我到滑翔機場的草地裡去挖野菜，去的人多，野菜都挖沒有了。我和伯母坐通勤火車，去郊區挖一種叫小根菜的野菜，它的根莖白白的、長長的，有點像豆芽，拿回家混在主食裡吃。冬季到滑翔機場的菜地裡，撿拾秋收後掉落的白菜葉子，已風乾成灰色的乾菜。那可是好東西，我曾把撿拾的一把乾菜葉子在鐵西百貨小六路賣了五元錢。賣的錢用來買郵票了，買了好多好看的郵票。

有一天星期日休息，聽說大我八歲的鄰居姚乃君大哥和任希平幾個人要去郊區蔬菜社幹活換點菜，也要去。他們嫌我小不帶我，在我死皮賴臉的央求下還是帶上了我。我們順著馬路走了三個多小時才走到蔬菜社，找到生產隊，問有什麼農活可以讓我們幹。一個小隊幹部把我們領到田地頭，告訴我們拔草，一人一壟，那地壟一眼望不到頭，幹了一會，就覺得又熱、又渴、又餓。我們發現旁邊就是茄子地，看四下無人，我們趴下，爬到茄子地，仰臥著專摘小茄苞吃，那還沒成熟的小茄苞又嫩又甜，吃飽了繼續幹活，一直幹到傍晚才幹完。我們回到生產隊，隊裡人說我們幹的不錯，給我們每人一些蔬菜，有黃瓜、茄子、青椒、豆角還有一個小南瓜。我沒帶口袋只好把褲子脫下來，把褲腳用繩子紮死，褲子裝滿蔬菜後，把褲腰繫好，跨到脖子上，回到家天已黑。雖然很累，但有滿載而歸的喜悅。

我們學校到一個蔬菜社下鄉勞動一個星期，除了帶鋪蓋，每人每天交八兩糧票。我們的主食是饅頭，早飯一個，午飯兩個，晚飯一個。菜是圓白菜、豆角等大雜燴燉菜，菜隨便吃。我多個心眼，每天午飯多吃些菜省下一個饅頭藏到被摞，怕壞掉每天吃舊換新，七天攢下七個饅頭。臨走最後一頓晚飯主食換成面餅，我沒捨得吃，用饅頭替換下來。生產隊每人給了二斤小米，做為我們勞動的報酬。回家後從鋪蓋裡拿出六個饅頭、一張餅和小米，可把母親和伯母高興壞了，小妹妹樂得直拍手。還記得有一個插曲，在農村食堂吃飯時，有兩個視窗，一個是我們學生，一個是當地農民。有一天，一個三十歲左右的農民吃完一份又站排多領了一份，被發現後，生產隊長來了讓他跪在食堂地上磕頭認錯，並罰他掏三天糞坑。

我伯母的三妹夫叫關連玉，我稱三姨父，在吉林省東風縣那丹伯公社農村當生產隊書記。1960 年我放寒假時，三姨父來我們家探親，帶來農村做的粘豆包和玉米麵餅子，那玉米麵餅子比蛋糕還好吃。三姨父看到我們城市裡面的困境，對我母親說：何苦讓孩子挨餓，正好孩子放假，讓我帶到農村吃幾天飽飯。過了幾天，我隨三姨父坐火車到遼源，在遼源坐了一夜的拉煤牛車才到三姨父家。當時三姨父家的村子住戶比較分散，屯子裡戶數不多，也只有不到十戶人家。三姨父夫妻倆沒有子女。我記得家裡是南北炕，我三姨兩口子住北炕，讓我自己住南炕，從此開始了農村一個月的放飛生活。在那裏，和我同齡的小夥伴有三個，其中一個女孩叫二丫，那兩個男孩很頑皮，常戲弄我。有一次他們問我敢不敢騎牛，我說有什麼不敢的，當我騎上牛背上時，他們狠狠打了牛屁股一下。牛受驚後，在莊稼地裡狂跑起來，把我嚇得伏在牛背上雙手緊緊摟著牛脖子一動不敢動，掉下來可不得了，因爲滿地都是割完的玉米杆，是斜茬的，像刀刃般鋒利。他們還嚇唬我，說路邊有一個墳包葬著一個上吊死的姑娘，經常鬧鬼；有一次夜裡回家，我為壯膽手拿著柴火棍子，他從籬笆後面突然竄出來嚇我，我下意識抬手就打一棍子，他哇哇直叫，頭上起個大包，此後再不敢戲弄我。有一天，晚上十點多了，有人給三姨父捎信說，隊裡另一個屯子，有一戶老太太要不行了，讓我三姨父過去，我也跟了去。趕到那戶人家進屋一看，那是一個大戶人家，屋子有普通人家三個大。進門左手南炕有十多米長，中間隔了好幾個掛著布簾的隔斷，一個隔斷住著一房兒子。頂頭山牆的供桌上面掛著祖先的畫像。老太太身邊圍著一幫人，我也半跪著圍在人群中，這時老太太睜開眼一個一個地環視著打量眾人，當目光轉到我臉上時停止不動了，慢慢地眼神暗淡下來，閉上了眼睛。我躲到一旁，大家趕快給老人換壽衣，同時用布遮擋祖宗畫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個人在我面前死去。在回去的路上，我問三姨父，老太太為什麼盯著看我？三姨父回答說，因為她不認識你。二十四年後的 1984 年，去哈爾濱回程時，我特意繞路去看望三姨二老。三姨父愛抽煙，我在瀋陽臨走時買了一條「大生產」、一條「大遼葉」香煙，還有兩盒點心。從哈爾濱回瀋陽時中途下車，先從四平坐火車到遼源，再從遼源坐長途汽車到離三姨家最近的橋頭郵局下車。我憑著當年的記憶，下車後往左走，在白茫茫的雪地裡走了三里多路，找到三姨家。進院看到一位白髮老人在掃雪，我叫了一聲三姨父，他抬起頭說：「你是誰呀？」我大聲喊道：「我是瀋陽的英郎。」他眯著眼，看了一會才反應過來。我趕過去行禮問候，發現姨父老了，不是當年的中年漢子了。進屋後問起三姨，他說三姨去瀋陽我家了。三姨父馬上叫人來做飯菜，當年的二丫過來看我，物是人非，農村人結婚早，當年的二丫已是兒孫滿堂。晚上，我和姨父坐在熱炕頭上喝著白酒，抽著自己卷的紙煙，暢談著往事。姨父要留我多住些日子，我因有事，只能在第二天返回瀋陽。第二天，天還沒亮，就聽到灶間有剁東西的聲音，我問姨父在幹什麼，姨父說是二丫讓女兒和兒媳婦過來給我包餃子。我心裡過意不去，臨走時，我給了每人十元錢，說是買雙襪子穿。我回到瀋陽，三姨也剛離開瀋陽回家，錯失了見面的機會，這是我同三姨父的最後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