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揪鬥「5.16 反革命集團」，有一段難忘的故事：

「文革初期自殺者約廿萬人，武鬥爲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一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三十萬至五十萬之間。然而清理階級隊伍死人最多，約有五十餘萬人死於此。」（摘自網頁）

1967 年，隨着全國運動的進展，樂團也開始清理階級隊伍 —— 打擊、深挖「5.16」反革命組織成員，大會動員，小會討論，背靠背的檢舉揭發……已有三位樂隊隊員以跳樓或上吊結束了年輕的生命。儘管無人知曉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組織，但一時間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唯恐掉進旋渦自身難保。

在一次全團大會上，氣氛緊張凝重，只見身邊一個個同事站起身走向主席台，流淚痛悔承認自己是「5.16」份子，對不起黨和毛主席。就連幾乎天天在一起的同行也承認自己參加了「5.16 反革命集團」，我開始動搖了：「會不會自己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也加入了 5.16 呢？」正在疑惑時，只見「鐵哥們」小 Z（那位畫假票的好友 —— 後面將說到）也站起身走向主席台，我屏住呼吸，心跳幾乎停止，只見他躊躇地慢慢走向台前，轉過身低沉地說：「我是……是，不是 5.16 的 5.16。」天啊！誰懂他說的是什麼？（事後，他告訴我，就在自己起身往前走的時候，還不知要說什麼。）立即上來幾個人，將他的雙臂反綁起來，因用力過猛，衣服上的鈕扣被扯下好幾個。從此，被關押在一個樓房裡，反省交代反革命罪行。

臨近年底，數九寒天的凌晨兩、三點鐘，家裡響起了輕輕的敲門聲，會是誰呢？頓時精神緊繃起來！原來是小 Z，他只穿一身薄薄的白色棉毛衣褲，凍得牙齒打顫，渾身發抖，他說事先把床單撕成布條連結在一起，利用查夜人員兩次查夜的間隔時間，從窗戶上的小氣窗逃出來的。目的是託我去看看他的二姐，報個平安說他還活着，並帶去年底快要作廢的布票、糧票等等。他交給我二姐家地址，連口熱水都沒來得及喝，就匆匆返回了。我們再三叮囑他：「千萬不要再來了，否則被抓住說不清啊！放心，一定會常去看望二姐的。」

小 Z 幼時父母先後離世，他與二姐相依為命，即是姐弟又似母子。當我前去京東朝陽門外探望二姐時，她因弟弟多日未歸不知生死，精神已臨近崩潰，加之產後憂鬱症，人一下憔悴了許多。我們見面相擁而泣，久久說不出話來……

過了不到一個月，凌晨 2 點左右，小 Z 再次來到家中，將他在關押室所寫的真實材料，保存在我處。這次不巧的是，家裡尚有兩位樂團朋友在聊天，見到小 Z，彼此都非常吃驚。待他走後，他們二人對我千叮嚀萬囑咐：切不可將此事說出去，否則替反革命份子保存翻案黑材料的罪名可擔當不起。他們哪裡知道，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沒過多久，他們二人都被送到部隊接受改造及再教育去了，其中一個，馬上被關押隔離審查，在逼供信的高壓下，他實在沒有什麼可交代的罪行，就將小 Z「凌晨造訪」一事，繪聲繪色和盤托出，我家自然成了反革命分子的黑據點……這還是我很信任的一位好友。

幾個月後，小 Z 被無罪釋放。他和我們說：「我在裡邊最大的收穫就是單眼皮變雙眼皮，每天無所事事，閒得無聊，就用頭髮卡子描眼皮，描好雙層後，就盯住一個地方別眨眼，天天瞪，就瞪雙啦！」說着還得意地讓我們看看他那變成雙眼皮的眼睛。

文革開始時，都要破除四舊，父親先倒掉了自己精心呵護養殖的整缸熱帶魚，又扔棄了一盆盆花草和媽媽僅有不多但具紀念意義的首飾，然後開始銷毀新、老照片。父親一生喜愛攝影，家裡收藏了數不清的大小相冊，許多都是自己親手製作的。從近百年前的老照片到六十年代的新照片，都是家族中一代代的生活寫實。這麼多的照片，如何銷毀？真是個大難題啊！就在前幾天，一位住在一層的樂團同事將照片撕碎沖入抽水馬桶，導致下水道堵塞，請來工人刨開了地面，動靜太大了，以至於引禍上身。要不火燒吧，又怕煙囪冒煙暴露了目標，怎麼辦？我們又急又怕啊！還是爸爸聰明，他找來一個大鐵桶，裝滿水放在煤氣爐上燒開，然後將照片、相簿撕開剪碎放入開水中，邊煮邊用一根木棍攪拌，直至相簿和碎照片都被煮成漿糊狀，再倒入馬桶沖走，不僅很安全，且一點不露痕跡。我們連續煮了好多天，多少珍貴的紀念和生活片段，那些凝固的瞬間啊，竟如此付之東流，消失得無影無踪。

在那些歲月裡，發生了數不盡的故事：荒唐無奈、啼笑皆非、淒涼悲慘，令人回味無窮難以忘懷。

禁錮了多年的「大洋古」音樂，終於在 1973 年隨着美國費城交響樂團首次來華演出的破冰之旅而有了轉機。（那時我已從杭州回到北京。）在民族宮的那幾場演出門票，是我們全團每一個人所夢寐以求的，然而每場有限的幾張，怎能滿足大家的渴求！在我的幾個知己好友裡，有一位畫工十分了得的同事（前面所提 —— 凌晨造訪的小 Z），他的臨摹本領可以達到以假亂真的水平。每天票一到團裡，我們會馬上知道今天的票是何種顏色，幾經比照，發現我家台歷的紙面與票面質量一模一樣，於是立即開工，不大工夫，一張張手繪民族宮門票就出爐了，我還用縫衣針在票的四周扎出洞眼，和真的一樣。我們幾人興高采烈直奔民族宮劇場。第一次檢票時，我的心好似就要跳出胸口，然而想不到出奇的順利，我們一一混入劇場，只是要不斷地「打游擊」，給有票的人讓座。接着第二天、第三天，膽子也越來越大，甚至最後一天在匆忙中，竟然沒有注意到畫製假票的台歷紙背面還帶有「驚蟄」的字樣！太危險了，想起來就後怕啊！當我再次混入劇場後，見到另一位朋友兩眼發直地站在那裡，我朝他說：「你也進來啦，還不快點啊！」他朝我擠擠眼睛，呶了呶嘴，這才猛然發現，他被抓了！我見勢不妙，飛快潛入人群中。

往事如煙，白駒過隙，一晃已是半個多世紀前的模糊往事，又在腦海中漸漸變得清晰起來……。

70 至 73 年，我被借調到「浙歌」排演樣板戲，沒想到地方跟隨中央，照例「晚一拍的」那套程序：大會動員，小組討論，早請示、晚匯報，我心裡有明顯的抵觸情緒，也確實不知該如何表態，所以，在小組討論會上連續幾天都是一言不發。終於有一天，在全團大會上，領導不指名地將矛頭指向了我：「有的人，幾天來以沉默表示了他的階級立場，不說話本身就是對這場運動無言的抗拒，比語言更惡毒，我們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無奈，只有想辦法說點什麼了，我找來近期的報紙，抄了一段社論，心想這回就萬無一失了，黨報還會有錯嗎？

那天的學習，是在劇場的觀眾席，幾個小組各據一方，我在組裡不前不後的時段，拿出抄好的社論片段唸起來，不一會兒，大家都發現有些不對勁的地方，臨近一組的人和我們組彼此對看，只有我和那組的發言人還在用心的讀着，原來我們二人同時抄了同一段社論也同步讀到了一起，真可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