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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立川基地十五年(三)
我們剛到日本時為一九五○年,日本是戰敗國,沒有空軍,也沒有民航。在我們公司機航組有三位日本籍差派員,英語說得非常好,不久都考到美國差派員執照。較後,日航也正式成立,各管制站都採用日籍有執照的人員。其中有位名叫 Iwai,就轉去日航工作,在塔臺與管制站工作,職位也漸漸的升高。我和他的友情很好,他和我們八位中國籍飛行員都相熟,在無線電中也能辨別出是誰。有一次,我從韓國飛回日本,大約在早晨五點,空中飛機很少。Iwai 在我報告飛機位置的時候認出我的聲音,他立刻說天氣晴朗,是否要從現在位置直飛立川,這樣可省去二十分鐘飛行時間,富士山在我左邊,大島在我右邊,就準我直飛立川。我相信在世界各地也很少管制站與飛行員以朋友立場在無線電中交談的。在立川的中國飛行員只有八位,和幾位美籍飛行員相處得很好,在冬天我們帶著滑雪用具坐自己公司飛機去北海道滑雪,並經常和一位美籍駕駛員及一位日籍空服員一同去各處滑雪。我覺得日本北海道的雪景及滑雪場同瑞士一樣美。
公司規定,每六個月要考試,由總機師檢定,也需去美空軍基地飛模擬機。有一次去離東京要坐三小時火車的一個島上受野外生存訓練。有公司及美軍的飛行員、空服員、護士,男女都有。課程中有一項是穿著保險傘、救生衣,由直昇機低空跳入海中,每人的距離都很遠,說過了一陣子就來接我們。那時一個人穿著救生衣在海中,真是有點怕,萬一有鯊魚怎麼辦?我相信實際是安全的,不然美軍訓練不會那樣做。住了三天,又教我們在森林中怎樣找蛇及蟲來生存,而後又拍了全體照,很有意思。
在立川八位中國駕駛員,都住在東京和立川之間,也常常聚在一塊。太太們包餃子,做炸醬麵,孩子們也很合得來。先生們喝上兩杯,所談的總離不開飛行。在大風大雪時,副駕駛要上機翼量汽油及滑油,看油量是否與儀表上附合,下雪時上機翼非常滑,會滑倒在機翼上,慢慢的就學到竅門。一滑倒就坐下,順著機翼下滑到地,但也有十幾呎高。我們飛的機型是 C-46 及 DC-4 兩種。C-46 如載客時乘客前後走動,機頭就會升上或下降,雖然有自動駕駛,但還是須要調整。有位美國駕駛員身體高大健壯,在夜間飛行時,將飛機爬高過八仟呎以上,氧氣稀薄,客人都睡著,就不會前後走動,這是不合規定的。另外有位美籍駕駛員,如果客人前後走動,高度變動時,他也不調整高度,這很危險。因為對面也可能有飛機飛來,每架飛機都有指定的高度,尤其是儀器飛行,說不定飛機相撞,發生意外。結果所有的中國駕駛及幾位美籍的副駕駛都向總機師提出報告,促他改正這種錯誤,不然就要停飛。
在日本偶然每月飛行超過一百小時,中國籍飛行員就須在立川基地外,向日本出入境處登記。有時一天要出入境兩次,也沒有固定的時間。有一次我一天出入境三次之多,如果同時有幾架飛機,小小的一間辦公室,沒有換班制,他們就非常的忙。尤其在冬天夜間,沒有暖氣設備,為了蓋幾個章,從床上起來,會冷得發抖。結果對我們說:圖章放在櫃臺上,你們自便,將艙單留下就可以。又因我們出入境的次數太多,護照上的副頁都不夠用;就採用了變通方法,他們也同意在護照最後頁加上幾張白紙。至今我還留著護照做紀念。
冬天最難起落的機場在日本北海道的 Wakkanai,是個小雷達站。天氣晴朗時,可以看見對岸的俄國哨兵,運去的是給養及器材。冬天大部份的時候都下雪。跑道上的雪,被剷到跑道兩旁,堆積成兩層樓高。只有一條跑道,但兩頭可以有 360 度的轉彎空間,幸好從未發生過機械問題,只要飛行在空中八仟呎,飛機上的暖氣都不發生效果,真是難以相信。
巧遇家兄
在美國杜魯門當總統時,鼓勵台灣第三勢力出來當政。他的口號是「反共、保台、聯美」要蔣介石總統讓位,由美國支援的孫立人將軍來接替,這件事我到現在還不明白,大概是美國中情局的勢力,讓台灣政府只好睜一眼,閉一眼吧!
有次我由日本立川機場經沖繩島去塞班島,飛機機尾是國民黨旗,公司指示在沖繩島有批乘客去塞班島,機務員不能與乘客交談。在乘客登機中發現我長兄,兩人沒有打招呼,在飛機起飛後我叫報務員將紙條拿去給我哥哥,紙條上說下午三點在海灘上見。當我們見面時,首先問他在幹什麼?「據說有位姓蔡的,在香港招集了一批青年,在沖繩島和塞班島訓練作戰。」當時我哥哥已是降落傘部隊教官,然後再談談家事及工作的情況,就各自回營。晚上看電影他坐在前面,我坐在後面,沒有交談。第二天我們就回立川。奇怪的是,飛機掛的是青天白日旗,所做的工作卻是將來要反台灣政府的第三勢力。
越戰及寮國的運輸
一九六○年初,公司宣佈不再需要報務員,因為飛的都是短程,都是用無線電聯絡。如果他們願意留下,可以做空服員,有幾位就離職回香港及台灣。公司同時也招考一批日本籍男女空服員。一次在飛行路程時,日本空姐進入駕駛艙,說她裙子脫線裂開,沒有帶針線包,問我有什法子,我說唯一的辦法,妳要將裙子脫下,我可以用小型訂書機 Stapler 暫時補救。她毫不考慮,將裙子脫下交給我釘後,交還給她穿上。在越戰時期,我們也被派去泰國、寮國、西貢運輸軍火,投糧,運輸軍隊等等。記得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清晨,在立川機場公司所有的 C-46 全部飛去曼谷。起飛前一天,告訴我們不必帶制服,只要帶一、兩個月的夏季衣服。那我們就已經知道要去那裡。在第一次休假 R and R,在回立川時,地勤人員說那天早晨所有的 C-46 都不見了,一定是出特別任務,只留下 DC-4 在立川。當時飛美軍合同,在寮國是住在永珍,天氣炎熱,生活品質也很差,十個人住一間房,睡的是杋布床(行軍床),只有一間廁所,水是泥色,洗好的衣服也都變成泥色。聽說美籍人員住得比較好。當地風沙很厲害,機場沒有正式跑道,每次出任務大約兩小時,但每次回航後,立刻裝貨,不斷的空投,沒有時間進城吃午飯。偶然在美軍日用品販賣部買些罐頭,乾糧帶上飛機。但是我們中國人還是要吃麵,飯,所以同地面電台的中國工作同事約好,每次回航時在無線電中聯絡:「小朋友我是 xxx 大約幾小時落地,請購飯盒。」真是不錯。晚餐是等大家回旅館,洗澡、清理完,一同去中國餐廳用餐。也有人想發戰爭財,開了一家舞廳,有中國、泰國、寮國舞小姐,生意不錯,主要是對大使館和地勤的外籍人員,我們中國飛行員偶然去一次,因為白天工作很累,休息的地方很差,沒有冷氣和風扇,須要好好充電。每月飛行一百至一百多小時,每兩星期回曼谷休息兩、三天,再回寮國。每兩個月,回日本一次,住在立川的八位中國飛行員,誰先回日本,就誰先再回永珍,輪流式很公平。在寮國駐防有位美籍飛行員,因為不須要穿制服,天氣炎熱,每天穿 T-Shirt 汗衫、短褲、海灘式的涼鞋,一罐啤酒(是代替水),半個烤雞或三明治,是他每天的午餐。他為人很好,同事們都喜歡他,性子不急,從不發脾氣。有次在中途停站時間,問我有沒有寮國錢,我們去喝點水,我懂他的意思是啤酒,當地的水是不能喝,不衛生。公司規定在值勤時不能喝酒,可是在炎熱的天氣,汗流浹背,以一罐啤酒解渴算不了什麼。
在曼谷有兩位舞小姐,是我們大家都認識的朋友,有空的時候就一塊吃午飯、看電影,晚上去上班時,不要我們去舞廳,要我們不要花那無謂的錢,等下班後,再一塊去吃宵夜。在我住的旅館對面,有間紅門酒吧,老闆娘是一位單身中年女士,飛行員常去那裡喝酒,擺「龍門陣」。在曼谷最多待三、四天,就回永珍。有一位美籍飛行員,也是由日本立川調差來寮國,在美國是飛小型飛機的,公司把他訓練成 C-47 及 C-46 正駕駛。在他調去寮國後的第一個月薪金支票是六仟美元(包括每月固定薪金,戰區津貼,加班費)。他簡直不相信,向發瘋一樣,因為他在美國和立川,從未見過那麼多錢。他立刻去金鋪買個重重的手鐲,並拿了一張一百元美金鈔票,給紅門酒吧,讓老闆娘貼在酒吧鏡子上,有他的簽名。不久公司由美國招請了一批飛行員,專飛泰國、寮國、越南,便將我們調回日本立川,過正常的生活。
在寮國時有架 C-46 在一個跑道較短的機場起飛時失速墜落,副駕駛董世良(董顯光的兒子)及報務員黃嘉錫不幸喪身。這位正駕駛卻只受輕傷,他是一位公司同事公認技術較差的。公司一般的飛行員,包括美籍、華籍技術都非常優良,有次在日本飛四引擎 DC-4,突然第四發動機發生故障,也無法將螺旋槳變角度,在美軍基地 MISAWA 緊急落地,由美軍機械士將螺旋槳拆下,放在機艙內,三個引擎飛回立川。回到機航組,值班人員告訴說有駕飛機在空中將螺旋槳飛掉了;又一次由立川飛韓國金浦機場,四引擎 DC-4 夜間飛行,在離金浦半小時,忽然第四引擎罩脫掉,即刻通知金浦塔臺做緊急降落了;還有次由立川飛關島(Guam),在落地後滑行到停機坪時,Anderson 機場塔臺告知,機尾上方分岔。這次比較危險,如果是在半途的海上發生,後果就不堪設想。這一類的事偶然會發生,對我說來,飛了二十五年,有二萬多小時的飛行鐘點,這也不算回事。[下一篇:回首二十五年之飛行(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