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剛從師範畢業出來工作，還是一個「做事不牢」的辮子姑娘，被派去一個私立小學任少先隊總輔導員。該私立學校從未有從政府教育部門派來工作的（以往都是創辦人或校長私自聘任的）、二十歲以下的教師，大概我算是第一個。雖然自己在讀書時文、理、數科和體、音、美科都學過，成績也算不錯，但畢竟從未實踐，缺乏經驗，做起事來難免「黃手黃腳」。和少先隊的「學生幹部」們在一起，為佈置活動室，需要用紅紙剪一條標語貼在牆上，即：「時刻準備著，為共產主義而奮鬥！」該校當時沒有美術課老師，只好自己動手，用鉛筆在紙上勾出仿宋體字樣，讓學生們剪下再貼上牆。就這幾個字我都勾了好幾個半天，貼上牆也還顯得歪歪倒倒的。可是校長沒有嗤笑和責怪我，反倒表揚鼓勵我們「做得不錯！」我倒是暗暗感到臉紅。

我除擔任總輔導員外還兼任了中、高年級的美術課和低年級的體育課。尤其上低年級那體育課，常常沒法使孩子們整齊操練，有的孩子會不聽口令，離隊東跑西串，急得我抓過這個又跑掉那個。所以班主任常會來幫我「站崗」，孩子們見「班媽媽」在場，也就規矩多了。上六年級美術課，總有一個全校最調皮的男生搗亂，好像故意欺負我年輕、沒經驗似的，公開當著全班同學面叫我「九十一歲的先生！」（不知他在哪裡打聽到我才十九歲？）弄得全班學生哄堂大笑，我也顯得尷尬。事後校長找他談話，教育他「對小老師也要尊重！」以後情況總算有了好轉。

那年元旦前，我大膽設計了一個讓學生們聯歡的「營火晚會」，向校長報告後，竟然得到他完全的支援，還叫工友準備些木柴；各班老師也要求學生每人帶一根木柴。除夕那晚，校內全部熄燈，只在操場點燃起篝火，學生們圍著火堆席地而坐，大家高唱少先隊隊歌，觀看師生節目表演，熱鬧非常，心情異常激動，連校外周邊的鄰居也帶著欣羡的目光在窗前觀望欣賞。事後我才發現：水泥地操場已被燒爆了一個大坑，我心中感到十分愧疚。但校長沒覺遺憾、可惜，更沒埋怨我；老師們都說：「這次營火晚會非常成功，孩子們高興，是學校從來沒有過的熱鬧晚會！」

可是剛過一學期，校長要調「行政幹校」學習，突然宣佈讓我「代理校長」。哇！嚇得我心裡顫抖。連教師工作都還沒理順，對校內人和事都還不瞭解，根本說不上「踩熱地皮」，很多事都不懂，怎能代理校長之職呢？我說：「校長，你是否弄錯、開我玩笑啊？」「不行、不行，隨便那個老師都比我合適代你職務，就是我不合適！」無論怎麼爭辯，還是無濟於事 —— 說老實話，現在想起來，我也覺得是個「國際玩笑」！好在校長每星期回來都會找有關人員瞭解情況，什麼大事他都作了交代和處理，不必我去評說。更好的事是暑假後校長學完回來了，我也接到上級調令，去了另外一所學校，以後很快又調去了師資培訓學校，當了文學課教師。

在中學教語文課四年多後，我被借調到區政府的教育部門工作。據說該職務名叫「視導員」，也就是常要去區屬各中、小學瞭解辦學、管理情況，調查研究存在的問題，向領導彙報情況、商討改進、解決的辦法。說真話：我自己都還沒經歷什麼管理工作經驗，哪有什麼能力視察、研究、評判別人管理工作的優劣啊？當時調我去也沒那位領導教教我該怎樣去做這項工作，常常是領導交待做什麼就去執行什麼，多是被動地去完成任務，說不上有什麼建樹或創造性。

記得有所中學曾發生一件學生在學校附近被炸死的事：學生放學後跑到附近的防空洞玩，其中一人不知怎麼碰到了哪來的雷管而被炸死了。家長想不通，找學校鬧事，要求賠償，領導要我去調查清楚。我經各方面調查瞭解事件真相後，實事求是寫了調查報告。但我的報告通不過；領導要求再調查、修改報告。我實在不明白：明明就是那樣一件事，還該怎麼修改呢？我不明白領導心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報告改來改去，事實終歸是事實，還能怎麼編造呢？我當時真覺得：這「視導」工作真不該是我這「只會講真話」的人該幹的事！也許需要一點「掩蓋或歪曲」的真本事才好過關吧？

當我想不通時，就只好找支部書記彙報思想。支書是管人事工作的一位「大姐」，她從部隊轉業，工作經驗多，為人和善，堅持原則；她説明我分析情況，開導我怎樣從領導角度去理解，多想想可能發生的問題。讓我茅塞頓開，修改報告後終於通過了。事後，據說由上級撥款予以賠賞才了結了這樁「案件」。

在機關工作，比不得學校作息時間那樣有規律，除政治學習外，還得參加綠化種樹、送肥下鄉、晚上值夜班等。有一天，正好輪到支書大姐和我值夜班，半夜二點才交班，大姐怕我一人回家不安全，便帶我到她家歇息，並仔細安排我睡好才離開我睡的床邊。第二天清晨，又為我備好早餐，再一道去上班。

「天災人禍」最嚴重的六十年代初，食物、營養極度欠缺，我腿腳水腫像饅頭，且得了閉經病，體重由一百一十多斤降至八十幾斤。區的防疫站常派人來進行體檢，關心大家健康的事都是支書大姐在管。記得防疫站總會帶來一些肉類罐頭和治療水腫病的「康復藥丸」，大姐總是忘不了多多地照顧我，而且十分關心我「閉經病」的治療，使我幸運地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就度過了那個難關。

大姐兩年前，已因舌癌做了手術，可幸一切平安，所住療養院也非常舒適、幽靜；她精神樂觀、心境平和，一點不像動過大手術的人。我們一起影像，每張照片她都笑得很愉快、開心。和她見面、相處，我們心中好像蕩漾著春風似的舒心，確實為她高興。

在重慶渝中區工作，大概區委書記算是我們的最高領導了吧！那時，區委書記算是縣團級幹部，現在重慶升為直轄市，級別應該更高了。

文革後，我視力驟然下降，得了一種眼病，不能多看書籍。粉碎「四人幫」後，全面平反「左」時代的冤假錯案。我又被借調到區委宣傳部「政策落實辦公室」，為中、小學校過去被錯打成「地、富、反、壞」的教師、職員翻案平反（另有人改正錯劃「右派」）。從中、小學抽調了不少教師參與外調、探訪需要平反的人。我的主要任務是審查研究證明材料，修改、整理調查報告，根據中央指示，最後寫好平反結論，報經領導審批，再經本人同意簽字存檔。

記得我為「冤假錯劃者」寫過的平反結論大約佔有總數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被平反者基本上都愉快接受並表示感謝。問題出在部長同意後的結論，還得經區委書記批准才能作正式檔印出給本人簽字；常常在報給書記審查、討論時不能一下獲批准 —— 並非改正結論錯誤，而是書記事情忙的多，記住這份中央文件精神，忘了那份黨指示精神，沒有我們做具體工作的人作全面分析的多。所以在上報書記討論時，科長、部長在場常不表態說話（可能會下才對書記說明），也許怕面對面爭論大家都尷尬、得罪書記；我為達目的不得不爭，有時爭得面紅耳赤、激動地站了起來，在場的還有位組織部長，常在後面拉拉我說：「陳老師，坐下、喝杯茶！」（意思是讓我冷靜一下）有的案件不止一次進行爭論，好在最後理所當然都獲得圓滿解決。

我先生因愛好寫作，任高中語文教師時常堅持業餘創作，在渝算是小有名氣。文革期間被打成「黑秀才」、「三反份子」，糾錯平反時，區委書記叫我也參加，「不必避嫌」。他堅決贊成「徹底平反」，並忿忿不平地批判那些製造冤假錯案的「左先生」，令我十分感動。

兩年後，我回到中學任教導主任。不久我們全家遷往廣州，工作調動前正值工資調整，那時是普遍升一級，據說有百分之五的人可升兩級。事先我自己並沒想到可升兩級，後來才聽說在全區小學校長和中學教導主任來比較，升兩級工資的人中有我，但因校長已知我要調廣州，就把給我的名額「調了包」，給了另一準備提為教導主任的教師。這樣，當然不公平，為爭取自己的權益，我只好向區裡反映。無奈我家暑假就要遷走，區上的朋友、教育局的大姐都向區委書記反映，據說書記還批評了校長的錯誤做法：「怎麼能『人一走，茶就涼呢』？」當我已在廣州上班半年多後，終於由原學校寄來升第二級工資的通知了。朋友們都說「大姐和區委書記堅持原則，幫了大忙！」

可惜，不幸！現在那位前區委書記已因肝癌住院近一年了。當我進入病房看望他時，他頭腦清晰，說話明快，笑聲爽朗，還清楚記得當年我搞「落實政策」工作時，多次和他激烈爭論的事，讚揚我是「能堅持原則的好幹部」。可我覺得他才是好書記，從不計較「讓他下不了臺」的尷尬事情，且對我這個已經遠離本地的人，也照樣能得到他的關心愛護。確實讓人感到他對幹部的真實愛心。

我在美國加州向西遙望，默默祈禱：求上帝醫治、看顧他們，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