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秋，國共內戰方殷，為了兒女安危，攜帶三歲長女和剛出生的二女回家鄉避戰。成千上萬避戰的人，在首都南京下關長江邊，爭取西航船位。上船時，也只能乘小木船到江心上船。好不容易在統艙走道上找到空地，做為坐臥處，夜晚還要防範過路人的踐踏，真是苦不堪言。從漢口改乘火車到長沙，再坐那隨時都會拋錨的老爺卡車到家鄉貴州貴陽。

三個月後，得知外子已隨中央政府遷往廣州，隻身南下廣州與夫相會時又順道去香港訪友。半年後，隨夫抽暇返回貴陽探親。未料不及一週，外子接獲急電，立即飛返廣州任所。兩個月後，外子又隨政府北遷重慶，我也另從貴陽北上，相聚僅一個月，我夫隨政府西遷成都時，竟不及與我話別，此後我夫去了哪裡？我就全然不知了。

兩個月後，一九五〇年的二月，我的獨子在貴陽誕生。他長到半歲時，意外地接到丈夫從香港拍來急電，要我攜兒女去香港團聚。中共建政後，對人民的行動管制甚嚴，如要遠行，必須申請路條。我在艱困中，求到具有政府信任的兩家殷實商號保證我必須按時返回原住所。獲得路條後，旋即上路。那時國內秩序尚未恢復，盜匪橫行，要想攜兒帶女，安渡千山萬水到達目的地，可說難於上青天。經與家人苦心籌劃後，決定留下僅一歲的二女兒，便牽著三歲的長女和抱著半歲的獨子，冒險上路。

在週詳計畫後，搭上一輛破舊卡車從貴陽北上重慶。為了躲避攔路的土匪，有時須改在夜間行走，經過四天翻山越嶺、顛簸難行後，好不容易在萬家燈火中到達重慶南岸的海棠溪鎮。想不到重慶南北兩岸長江邊上，也早已聚集了數以萬計等候乘船東下返鄉的人群。眼見他們自行在岸邊起火煮飯、燒菜，餐風露宿多日等候船期的焦灼狀態，使我遠行的心冷了半截。我在找不到旅社住宿的惶恐不安心情下，只好硬著頭皮挨家挨戶去乞求人家給個方便，作打遊擊式的借宿。

一週後，正在躊躇著是否放棄遠行尋夫計劃之際，天無絕人之路，竟遇上一位好心婦人。她看見我拖兒帶女的一幅狼狽相，便一掬同情之淚，千方百計為我買到一張難能可貴的船票，使我在驚濤駭浪中到了漢口。又費了好幾天工夫，買到南下廣州的火車票，廣州是我路條所准許的末站。想起一路走來所受到的嚴厲盤查和糾纏，至今仍顫慄不已。

我底另一件更艱困的事是剛從家鄉貴陽出發幾個小時後發生的，那件事幾乎使我的精神崩潰。因途中抱在胸前的嬰兒嘔吐，以為是車輛行進抖動所致，未加注意，夜睌嬰兒高燒不退，究竟應該回程返家或是繼續行程？真令我不知所措。經四處打聽，得知這遵義縣有個基督教的外國牧師能治病，我便不停禱告求神賜我兒平安。趁星期日清晨火速前往教堂，牧師正在講道，我只好抱著嬰兒在最後一排座位上打盹等候。忽覺瞑瞑中有股力量推醒我，此刻教堂中已人去樓空，只有牧師已收拾完經書，正要離去，我立即求他為我兒治病。他領我到他辦公室診視後，立即配藥服下，就匆匆忙忙上車繼續行程。晚間夜宿時，我兒便止吐退燒了。

如何能從廣州偷渡到香港，又是另外一個難題。我不會說粵語，經當地友人僱到一位可靠又十分善良的人，用腳踏車載我們母子三人從深圳過河到香港。長女坐在車前橫槓上，我抱著嬰兒坐在車後的鐵架上，在驚險萬狀中渡到半途時，突遭後面岸上共軍的追擊，槍聲響起，嚇得我魂飛魄散，只好戰戰兢兢地閉上眼睛，緊靠車伕後背，往前衝向河邊上岸。這位厚道的車伕很技巧地為我這個外江老騙過香港嚴厲的盤查。有幸進入香港，他真是我的一位恩人。

到了香港未見外子蹤影，友人在我驚徨中告知我夫遠在臺灣，安排我暫住九龍、新界附近沙田曾家大屋，一個大雜院中一位鄉長家中。旬日之後，經過兩天的海航到了臺灣，驚喜終於跨海找到一別經年的丈夫。

今天我夫婦已溜進耄耋之年，回憶這段跨海尋夫的苦難，不禁產生「感時花濺淚」之歎。擱筆之時，又忽然想起印度大文豪泰戈爾的一句話：「人生就是一場對苦難的奮鬥。」我算是經歷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