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學。由於當時男女生界限分明，我們在初中雖然同學了三個學期，卻從沒有說過一次話。她給我的印象是：矜持、不苟言笑、不愛理男生。

我們的「相識」十分有趣。我從小就喜歡接近漂亮的女生，她是班上幾個漂亮女生中的一個；因此一開學我就注意她了，並且很快就打聽到她的芳名。她是怎樣知道我的呢？她後來是這樣告訴我的：一天學校在禮堂開會，她突然發現她的座位附近的牆上寫有「唯我獨尊的某某某（我的姓名）」幾個字。她覺得這幾個字如果是某某某自己寫的，這人就太張狂了，便問同座的女生某某某是誰，同座的悄悄指著我告訴她。從此，我的名字和形象，便深深的印在她的腦海裏。看來她對我的第一個印象並不怎麼好。

筆者（左）同老妻在紐約

那幾個字確實是我寫的。原來，禮堂曾是全校住校男生的宿舍。我一向住校，一天躺在床上看小說，忽然看到「唯我獨尊」幾個字，並不很清楚它的確切含義，只是覺得它很有特色，便信手在牆上寫下這幾個字，並在其後加上我的大名。

我同她的第一次說話非常偶然而有趣，那是在初中畢業考省立桂林中學高中的時候。當時的升學考試十分嚴格，不僅把考生的姓名密封編號，而且在編座位時，主考學校有意把初中同校報考的學生分開，不讓他們同座，以避免可能出現的弊端。幾百上千的考生坐在同一個大試場中，許多監考員來回巡視，考生稍有左顧右盼或其他違規之舉，輕則被登記姓名編號，重則被當場取消考試資格。

第一天上午考國文，我提前幾分鐘進入試場。我的座位在當時流行的雙人課桌的左面，右面的座位還空著。正當我猜想與我同座的是男生還是女生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出現了：只見後來成為妻子的她，在我旁邊的空座前後來回走動，反復將准考證上的號碼與座位上貼著的號碼對照，終於無可奈何地坐在我右邊的空座上。她與我同座！編座人員的疏忽，竟為我和她的接近提供了如此的好機會。

第二天上午，我照例提前幾分鐘進入試場，沒想到她早已坐在座位上了，而且居然主動同我攀談起來。她的第一句話好像是問我上科考試某題的答案，後來談了些什麼早已遺忘。打這以後，幾乎每科考前我們都會交談幾句。她說話的時候，臉上總是掛著淡淡的微笑，令情竇初開的我心旌搖動、不能自已，至今依然記憶猶新。

放榜了。我和眾多的初中同學都被錄取，而成績一貫出眾的她，卻名落孫山。怎麼回事呢？相愛後，我們共同回憶，認為可能與下邊之事有關：考代數的時候，她遇到困難，便悄悄地叫我把某題的答卷往她那邊移移，讓她能瞥上一眼。我當然照著做了。但我們的小動作卻落入一位監考老師的眼底，他立刻走過來，把答卷重新移向我，並站在她面前好久好久。是否這位老師認定她有「偷看同座」的違規行為而記下了她的姓名編號，從而導致她不被錄取呢？

後來她考上了國立漢民中學的高中。這所學校的名聲和教學品質並不亞於我考上的省立桂林中學，只是離城區較遠而已。

我們分別進了不同的學校，看來我們之間的戲尚未開場就停演了。

否！

幾個星期後的一天，上午最後一節沒課，我提前離開學校回家。走出校門沒幾步，一個頗為熟悉的身影忽然與我擦肩而過。當我醒悟那就是她時，她已款款走進我就讀的那所學校的校門。我悵然若失地回到家中。第二天聽同學說，昨天她做「給養」（學生輪流值日，協助廚房工人買菜做飯），趁買菜的空隙到我所在的學校會會初中時的老同學，大家談得好開心。我為這天提前離校回家而未能與她相見懊惱不已。

何不給她寫封信呢？我猶豫著。據說早就有男生給她寫過信，她總是看都不看就撕碎丟入垃圾箱中。我想，如果我也淪入上述男生的命運，豈不是自討沒趣麼？但不知怎的，幾天來老是想著寫信這件事。

信終於發出了，內容除了對那天未能與她相見表示遺憾之外，主要是詢問她的學習情況。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男生初次給女生寫信，大概都是這樣的內容。我當然無法脫其窠臼。

雖是意料之外，卻在期待之中。幾天之後，居然收到了她的回信。這是她第一次給我寫信，我一直珍藏著。無獨有偶的是，她也珍藏著我給她的第一封信。而且不知出於何種默契，我們彼此都珍藏著後來對方寫給自己的每一封信。結婚之後，我們把這些信裝訂成冊，竟有厚厚的幾大本。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成風，我們擔心信被抄走並被公諸於眾，因為信中確實充斥著許多為當時所不容許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內容。我們不得不親手把它們燒掉。否則，今天可以精選一些作為散文出版。我們的文筆都不錯，她尤其擅長於寫抒情散文。

她給我的回信除了介紹她在就讀學校的學習的情況外，還寄了一份她們學校的招生簡章給我。簡章上寫道：「本校以向理工科大學輸送合格學生為辦學宗旨。凡畢業後有志於報考理工科大學的學生，歡迎報考本校；無意報考理工科大學者，切勿報考。」我當時深受在學生中流行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影響，十分嚮往北大、清華等一流大學的理工科。看了這份招生簡章，竟萌生轉學的念頭。

相愛之後我曾問過她，為什麼寄招生簡章給我，是否有希望我轉學的暗示。她不是笑而不答，就是說記不清了。

第二學期，我轉學到她就讀的學校，我們再次成為同班同學。

開學後的最初幾周，我和她沒有什麼來往，即便在校園中單獨相遇，她也只是淡淡一笑，算是對初中老同學的招呼。她仍然那麼矜持，那麼不苟言笑，那麼不愛理男生。

一天上國文課，課文是《學記三則》，當老師講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的時候，我突然萌發以這句話為主題給她寫封信的靈感。當時全體學生都住校，只有星期天上午早點名之後才能回家。我利用晚自習偷偷地給她寫了封信，但不便投入郵局設在學校的信箱，只好利用星期日回家時從市內寄給她。第二個星期的一天，我收到了她的回信。後來她告訴我，她的信也是在學校寫好，趁星期日回家時寄出的。從此，我們在校內猶如普通的同學，但幾乎每周彼此都給對方寫封信。結婚後，我們把這個階段的通信不知天高地厚的稱為有別於魯迅先生《兩地書》的《一地書》；她並且戲稱用這種方式談情說愛是我的首創，可以申請專利。

我們終於相戀了，校園中經常留下我們手牽著手漫步的身影。那是我一生中最為得意的日子。

西方諺語說：「情場得意，賭場失意；賭場得意，情場失意。」意思是，好運氣不能讓你一人獨佔，人生有得必有失。

這個學期末，我因參加學生運動而被學校以「挾眾罷課，破壞校紀」的罪名勒令轉學，不得不到外地繼續學業。

分別，對年紀不大、初涉情場的男女實在是莫大的考驗。我們沒有經受住考驗，一個莫名其妙的誤會使我們逐漸疏遠，最後竟中斷了聯繫。我們的初戀夭折了。

第二年，政權發生更替，我們相繼參加工作。不久，聽說她調到外地某報社任見習編輯。

政權變更之初，許多「老革命」沒有結婚，他們急於尋找對象，新參加工作的青年女生是他們的首選。我耳聞目睹不少認識和不認識的女生，在組織、人事部門的撮合下，拋棄相愛多年的男友，與「老革命」閃電結婚。在這樣的背景下，已經中斷聯繫好幾年的我們，看來真的沒戲可唱了。

然而我們終於重逢了，重逢的經過更是偶然。1953 年 11 月中，我奉命調往上海學習。一天，我正在準備行裝，一位同事告訴我，他剛到某報社駐我市的記者站看望其兄，站內一位漂亮的女記者向他打聽我的去向。正當我納悶這位女記者是誰，為何如此「關心」我的時候，第二天下午，單位總機突然通知我去接「外線電話」。當時通訊十分落後，省部級單位只有總機有幾條外線。通常的情況是，外線電話找一般幹部，總機總是推脫回絕而不通知本人。這天卻不知是何原因，竟讓我這個一般幹部去接「外線電話」。真是鬼使神差！拿起話筒，聽到的竟然是她的聲音。她說已調到報社駐市記者站工作，約我明天到記者站談談。看來這幾年我們雖然沒有聯繫，她卻十分關注我的行蹤。

第二天一早，我如約來到記者站。她正在工作，見我來了，立即放下手裏的事，招呼我坐下。幾年不見，她出脫得端莊秀麗，漂亮的臉龐上露出我所熟悉的微笑。雖然穿著統一發的不盡合身的幹部服，卻散發出醉人的芬芳。整個記者站只有我們兩人。我試探地問她結婚沒有，她笑著回答，還沒有意中人，要我給她介紹一個。她也似為無意、實則有心地摸我這個方面的底。幾分鐘的談話，彼此大體上弄清了對方的婚戀底細，從而大大縮短了時間給我們造成的距離。我們恍惚又回到了幾年前的中學時代。幾經接觸，我們終於恢復了戀愛關係。

此次意外重逢，除了得歸功她對我的執著和眷戀之外，我不得不感謝命運。試想，如果她沒有調到記者站工作或是她調來時我已去了上海；或是那天我的那位同事不去記者站看望其兄，或是彼時彼刻她外出工作，或是我們單位的電話接線員按慣例不通知我去接外線電話，或是此時此刻我不在臨近電話的地方。只要這幾項「如果，或是」中有一項出現，我們的婚戀史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了。這真應了那句「是你的你總會得到」和「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的俗話。

1956 年 4 月，我們決定結婚。登記結婚的經過太有趣了。當時她作為「調幹生」（工作後經「組織」批准考入大學的學生）正在廣州郊區上大學，我在北京工作。那時結婚是要經「組織」批准，而後持著介紹信到公安派出所登記的。我拿著介紹信從北京趕到廣州。

一個星期日，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間公安派出所，那裏靜悄悄的，原來星期天不辦公。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工作人員，好說歹說地請他通融，他沒同意。我們只好一家一家的找，終於有家派出所的工作人員同意破例為我們辦理。正當我們拿出介紹信的時候，他卻發現她的戶口不在這裏而在她們學校附近的派出所。他告訴我們不能在此登記。我們掃興極了。我說算了，明天再登記，今天在市裏好好玩玩。沒想玩過了頭，竟錯過了回學校的公車，而當時計程車很少很難找。我們只得找間旅館住下。那天晚上，我們共處一室。為了遵守傳統的道德標準，互相約定這晚絕不得超越戀愛關係「亂來」。那天晚上，我們同睡在一張床上，身體緊貼著，不時互相親吻。年輕人的激情和衝動一次又一次地撞擊著我們，我多次企圖越過「雷池」，但又勉強地克制自己，以致不得不多次從床上起來在房中踱步。

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這近乎「天方夜譚」，故事編得太離譜。真的，要不是親身經歷，我也難於相信。但我們並不後悔，恪守傳統的道德標準，證明我們的愛情和婚姻並不以性愛為唯一目的，從而彼此贏得對方的信任和尊重。這或許就是我們愛情之樹長青，並經得起其後風浪考驗的原因。

婚後的生活卻遠沒有戀愛那麼有趣。第二年，在「引蛇出洞」的「大鳴大放」中，我沒有寫過一張出格的大字報，沒有說過一句出格的話，僅僅根據我的幾個好友揭發的幾句茶餘飯後的牢騷怪話，就讓我這個年年立功受獎、人們十分看好的青年幹部莫名其妙的在「反右派鬥爭」中落馬，被定為「中右份子」，不僅降職降級，而且被發配到農村「勞動改造」。

我的不幸對我們的婚姻又是一次嚴重的考驗。許多「右派分子」和「中右份子」的配偶，由於「組織」的干預或對自己前途的考量，都同對方離婚了。而她卻同我不離不棄，始終如一。

在大陸生活過的朋友都知道，在「偉大領袖」時代，地、富、反、壞、右（包括中右份子）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經濟上的拮据不用說了，政治上的歧視是最難忍受的。無論「偉大領袖」發動什麼樣的政治運動，總要「上掛」到他鋒芒指向的鬥爭對象，「下聯」到這些對象的所謂社會基礎 —— 即地、富、反、壞、右，以至最底層的幹部和群眾（時稱「上掛下聯」）。因而每次運動到來，所在單位總會把我這樣的「死老鼠」拋出來「舊飯新炒」一番。我成為人們諷刺的「老運動員」，不僅無法如「偉大領袖」所教導的那樣「夾起尾巴做人」，甚至連韓愈自嘲的「跋前疐後，動輒得咎」也做不到。每當「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我都恨不得鑽進地裏以求片刻的安寧。魯迅曾一針見血的指出，自古到今，中國人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做過人，不是「做穩了奴隸」，就是「想做奴隸而不得」。在「偉大領袖」時代，我和許多類似我的人，許多年就是「想做奴隸而不得」，最大的願望就是「做穩奴隸」。那個時代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但回憶起來依然令我毛骨悚然害怕不已。那些年，要是沒有家庭這個「最後的避風港灣」，這個世界早就沒有我了。著名作家老舍，就是在被批鬥後回到家裏，又遭受妻子和兒女的白眼和冷漠才投湖自殺的。

1979 年，我的「問題」在經過二十二年後終於得到「改正」。此時，我已接近「知天命」之年。一生中最富創造力的年代已經結束了，我只能碌碌無為地度過餘生而把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在此之前，我的兩個兒子先後考上大學。其後，他們一個到加拿大、一個到美國留學，取得學位後，均在美國工作。幾年之後，我和妻子也移民來到美國。

與大兒一家合影

俗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在美國這十幾二十年，可以說是我們結婚以來生活最為安定、最為美滿的日子。兩個兒子讓我們膝下有五個孫輩。兒子、兒媳事業小有成就，孫輩分別就讀於研究生院、大學本科、高中、初中和小學。兩老「舉案齊眉」和「含飴弄孫」的日子確實妙不可言。

《詩經．邶風》中的《擊鼓》篇寫道：「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和老妻是初戀對象，又是原配夫婦，而且手牽著手地度過了六十一個春秋，應該是名副其實的「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了。

年輕的時候歷盡劫波，終於迎來了幸福的晚年。人生無常，夫復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