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典詩歌有著悠久而光榮的歷史。它從詩經、楚辭開始，不斷豐富提高，到唐代形成了一個波瀾壯闊的高潮。古典詩歌的各種體制如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七絕等在唐代都已定型，在這方面，宋詩很難再有什麽創新。但在內容方面，宋詩卻有「取材廣，命意新」（見曹學佺《宋詞選序》）的特點。宋代詩人繼承了杜甫、白居易等前代作家的現實主義傳統，在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上作了新的開拓：首先，它充分表現了當時的民族矛盾和人民的抗敵意志。其次，宋詩除大量反映農民的苦難外，還開始注意反映手工業工人和城市貧民的痛苦生活，例如梅堯臣的《陶者》反映了製瓦工人的勞動成果全被剝奪的境況：「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范成大則在自己詩中對冒著大雪沿街叫賣的小販寄予深切的同情（見《雪中聞牆外鬻魚菜者求售之聲甚苦有感》）。這種反映城市貧民生活的作品在宋詩中雖然數量不多，確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新事物。第三，宋代詩人除了在詩中抒寫重大題材外，對於自然景物、社區風俗、家庭愛情、歷史傳說、生活細節以及其他許多方面都有廣泛的興趣，在自己作品中加以詠嘆，這也擴展了詩歌的主題和題材。

宋詩在藝術風格上也有自己的特點。它吸收了一些唐代文人「以議論為詩」的表現手法，又進一步發展到散文化的「以文字為詩」。這種議論化、散文化的傾向，把宋詩引上樸素、明暢、自由、開闊的發展道路，在參與政治鬥爭、抵制浮靡文風方面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在中國的詩歌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是，用詩歌來講道理、發議論，把自己的傾向性在作品中公然表露出來，就難免使詩歌流於粗淺，缺乏詩味，缺乏藝術感染力。清詩人王士禎對唐詩和宋詩做過這樣的比較：「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這個評語較為中肯。大抵宋詩理性於詞，多平易直露而少含蓄渾厚，為此，宋詩受到後代不少文人學者的詬病，古代詩歌從此走了下坡路。

詞發展到宋代，出現了一個極盛時期，比唐五代大大前進了一步。正像詩歌是唐代的代表性文學一樣，詞可以說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學。唐詩、宋詞、元曲是聳立在中國韻文史上的三座豐碑。

宋詞的重大發展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作家作品增多：宋代填詞之風非常普及，上自帝王將相，下至藝人歌妓，都熱衷於作「新聲」，並且出現了李清照、朱淑貞等女詞人，在文學史上寫下了嶄新的一頁。從唐圭璋編輯的《全宋詞》看，大小作家有一千三百三十餘人，詞一萬九千九百餘首，詞牌八百七十多個，大大超過了唐五代的數量（唐五代流傳下來的詞儀一千三百一十首，作家六十八人，詞牌一百五十多個）。當時詞的功用也很廣，上自朝廷祭祀，下至倚門賣唱，都可以利用這一藝術形式，可見宋詞的群眾性、普及性。

二．題材擴大，境界提高：唐五代詞大多抒寫艷事閑愁，寫詞的目的只是為了「娛賓遣興」，詞風也艷麗柔婉，所以當時流傳著一種「詞為艷科」的說法。這類作品一般是和政治鬥爭脫節的，很難找到時代的影子。發展到北宋的蘇軾和南宋的辛棄疾等，情況大變。他們打破了詞的狹隘的傳統觀念，開拓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境界，努力表現廣闊的現實生活，凡是可以寫詩寫文的內容，都可以寫入詞內。於是詞的內容不再限於風花雪月、男歡女愛、離別相思了，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等重大題材，在詞中都得到了反映，既有千軍萬馬的鏖戰，也有壯志難酬的悲歌和飽嚐離亂的愁苦。可見，宋詞已經從花間樽前解放出來，成了一種和政治風雲息息相關的文學形式，因而生機勃勃，贏得了強大的生命力。

三．風格和形式大大發展：隨著詞所反應的生活面的擴大和深入，宋詞的風格也發生了相應的轉變，出現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詞章，形成了與婉約派相對的豪放詞派，這是宋詞發展的新高峰，代表著詞壇上最有生氣的潮流。為了表達豐富的內容和豪放的氣勢，詞的篇幅也大大加長，唐五代詞一般都是六十字以內的小令，到宋代已出現了大量慢詞，最長的在二百字以上。

宋代是我國古典散文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中國的散文在先秦就奠定了基礎，當時有歷史散文、諸子散文流傳千古；到了漢代，司馬遷的《史記》開創了史傳文學的新局面。但從東漢至盛唐，文壇被駢體文所壟斷；到中唐時，韓愈、柳宗元著力提倡古文運動，散文的優良傳統才得以恢復；但從晚唐五代以至北宋初年，浮艷華麗的駢體文又捲土重來，風靡文壇，經過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才把這股形式主義文風扭轉過來，中國古典散文的優良傳統至此完成。

宋代是中國古典散文發展的重要時期，作家很多，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中，宋朝就佔了六人 —— 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宋代的散文數量也很多，注意反映現實，文風平易暢達，是一筆寶貴的文學遺產，對後代散文影響很大。元、明兩代和清朝中葉以前的文風，基本上承襲了這個傳統。

宋代散文對以韓愈、柳宗元為代表的唐代散文，有繼承也有發展。

一．理論上繼承發展：在文道關係上，韓、柳都提倡文道合一而以道為主；宋代散文家繼承了這一創作理論，同樣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但對「道」的理解卻有發展。韓愈所說的「道」，主要是傳統的儒家之道；而宋代散文家所說的「道」既指傳統的儒道，又包含著關心「百事」（即關心現實生活）的內容。這就把「道」的涵義擴大了，使文章不僅宣傳道統，而且也反映現實生活。宋代散文現實性強，和政治聯繫密切，與這種進步理論有關。北宋的不少名作，如歐陽修的《與高司諫書》、《朋黨論》，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等，都與當時兩次變法有關；南宋的散文則大都表現抗擊異族入侵的民族意志，洋溢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二．文風上的繼承發展：韓愈提倡「文從字順」和「務去陳言」相結合的文風，但在創作實踐中強調「詞必己出」，避熟就生，主要發展了「奇」的一面；宋代散文家則主要發展了韓愈文論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的風格。因此，唐文一般重氣勢，寫文章注意雄健渾厚，波瀾起伏；宋文一般重風神（指作品的意境、情味），寫文章注意平易流暢，舒朗自然。比起唐文來，宋文是一種更為輕便的表情達意的工具，往往把說理、敘事、描寫、抒情融為一體，更能適應政治鬥爭和反映現實的需要，因而成為後世散文家樂於效法的一種典範。

宋代是文言短篇小說向白話短篇小說過渡的時代，宋代的話本為我國白話小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從小說發展的歷史來看，先秦是中國短篇小說的孕育時期，當時的神話傳說是我國小說的源頭；魏晉南北朝出現的志怪、志人小說，是我國小說的雛形，標誌著小說的誕生；發展到唐傳奇，已經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說了。這種文言小說到宋代就走了下坡路，在思想意義和藝術成就方面都比唐傳奇大為遜色。加上廣大的市民階層不熟悉文言，不歡迎它，這就是文言小說逐漸喪失了生命力，終於被蓬勃發展起來的白話小說 —— 話本所替代。話本的出現，標誌著中國的小說進入了一個由文言向白話發展的新階段，中國的白話小說由此成型，因此魯迅先生稱它為「小說史上的大變遷」。在這個基礎上，明、清小說發展到全盛時期。所以，宋代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也起著明顯的承先啟後的作用。

新興的話本文學在題材、語言和表現手法等方面有許多新的特徵，與過去的文言小說大不相同，它和唐傳奇的主要區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語言不同：唐傳奇是文言，話本是當時流行的白話，具有生動明快、自然流暢的特色，通俗易懂，大大增加了小說的表現能力。

其次，作者不同：唐傳奇多出自文人之手，話本多為市民階層的作品，作者差不多都是無名氏。當時的說話人師徒相傳，在演出時不斷加工提高，逐漸變成一種集體創作，無法考究原作者的姓名。

第三，題材不同：唐傳奇雖然受了市民思想的某些影響，但基本上屬於地主階級文學，它的主角往往是豪門貴族的公子小姐，藩鎮門下的武士俠客，或者是與官僚士大夫交往密切的名妓等等。話本的主角卻有不少是中小商人、手工業者、江湖流浪漢，以及社會地位低下的勞動婦女。這些下層市民也身受地主階級的壓迫，他們的生活理想和道德觀念，都帶有濃厚的時代特色和階級特色，表現了他們對封建勢力的反抗，尤其突出了婦女鬥爭的堅決和勇敢。與此同時，話本所反映的生活面比文言小說擴大了，既取材於歷史，又直接取材於現實生活；既描寫政治、軍事鬥爭，又描寫工商業活動及下層市民的戀愛婚姻和日常家庭生活。有些話本雖然從文言小說改編，也往往對情節和人物作了新的處理，使它更適合市民的觀點和興趣。

第四，在表現手法上有發展：由於話本是說給人聽的，因而它的情節往往曲折生動，矛盾衝突相當尖銳，引人入勝；人物也寫得有聲有色，栩栩如生。話本還注意把環境描寫、心理刻畫與人物的行動、情節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很少單獨的、長篇大論的心理刻畫，也很少獨立地、靜止地進行環境描寫，這就形成了中國古典小說在藝術表現方面的顯著特色。

第五，在題材上有特色：（1）為了等候聽眾，延遲正文開講的時間，穩定早到聽眾的情緒，往往在正文之前吟誦幾首詩詞或講一兩個小故事，叫「入話」，其內容大都和正文相關，可互相引發；（2）為了渲染故事場景或人物風貌，往往在正文中穿插一些駢文或詩詞；（3）結尾常用詩句總結全篇，勸戒聽眾。

總之，宋代話本確立了中國白話小說這樣一種嶄新的文體，形成了群眾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從而為後代白話小說的繁榮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元、明、清小說的許多特色，如題材廣泛、語言通俗、情節曲折、人物鮮明等，都受宋話本的影響。話本的表現手法及說話人的藝術傳統，至今仍被小說作者和說評書的藝術家們繼承著。

此外，宋代民間戲曲也很繁榮，已經具備了戲曲文學的基本形態，這對元、明、清三代戲曲黃金時代的到來有直接影響，可惜宋代的民間戲曲未能流傳下來，在文學史上形成了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