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獨生女，按照我家老祖宗傳下來的族規，女孩不能繼承遺產。1931 年，我父親得了肺結核病，三十年代，結核病沒有特效藥，在鄉村只有中醫治療，病情愈來愈重。這時，祖父也患了病，我母親怕父親死在祖父前面，如果這樣的話，我繼承家產的一點希望也沒有了。為了延長父親的生命，勸父親用鴉片煙。

果然，我祖父去世了一個多月，父親才相繼病逝，這樣我家只剩下祖母、母親和我三代孤寡。我祖母為人厚道，她與我母親都是出身貧寒，在家庭中都沒有地位，所以她們婆媳關係較好，我祖母主動叫我母親管起了這個家。我母親在我父親得病後，就經常教導我：「女孩要與男孩一樣上進，爭氣，要讀書，有知識才華；知識在人腦子裏，誰也搶不走。」還用活生生的事實，一個距我家大約三里路的親戚家中一個女孩的悲慘命運來啟蒙我、教導我：「假使這位潘姓小姐訂婚時就跟隨未婚夫到外面去上學，就不會因被丈夫看不起而被拋棄，命運這麼悲慘。」所以女孩要與男孩一樣，靠自己的本領，獨立自強，不能有依賴男人的想法。由於我母親諄諄教誨，我從小立志，要努力讀書，做一個自強不息，一切不依靠男人的人。

我父親死後三年，燒供在家中的靈堂。果然，到了立牌位、牌位進祠堂時，叔伯父、姑母要將他們的兒子承繼給我父親，實際是為了爭搶遺產。因此由族長召開了所有親屬參加的會議。當時我九歲，記得屋子中坐滿了人，商討由那家的兒子繼承。爭吵聲很大，商量的結果，是由我小叔父和姑母二家的兒子來繼承，再徵求我祖母及我母親的意見。我母親的意見是分給她良田五十畝，一套住屋扶養我成人；我出嫁時要有講究的嫁妝；我祖母跟我姑母生活。最後將我叫進去，問我的意見。我提出二個條件，第一條是贍養我祖母及母親，她們善終時要辦體面的喪事；第二條是供我生活和上學，必須供我上大學。我小叔父說：「上大學可以，只供讀公立大學（費用便宜）。」我說：「那不一定，我考取什麼大學，就唸什麼大學。」他又反問：「私立大學也去讀嗎？」我說：「那當然，我還特別喜歡私立大學。」他與我姑媽聽我這一說，就說：「讀私立大學四年的費用，恐怕這些家產還不夠呢！」我說：「那你們就不要繼承了，這些家產就供我讀私立大學和我祖母、母親的養老金算了。」因為繼承權問題是要白紙黑字，由相關人員和族長簽字，摁上手印立約的。如若我母親和我不同意而不簽字，摁手印，繼承權的契約文件就無效。就這樣，族長只好宣佈散會。因此在徐家祠堂中，我打破了女孩名字不能寫上牌位供在祠堂裏的封建族規（我們徐家是一個大的家族，全村幾百住戶，絕大部分都姓徐，只有少數幾戶是別的姓。我們的村名叫徐家坪門。）這一場鬥爭的勝利，正式把我當成男孩看待了。但有不少人不相信我小小年紀，當著滿屋子的長輩，能提出這二個條件，認為是我母親事先教導的。實際上是由於我幼小的心靈裡，早已種上我母親長期教導我「知識就是力量」名言的結果。我從小嚮往讀大學，做一個有知識有學問的人。我才會自己想出這二個意見，來為難要爭奪我家遺產的叔伯父和姑母。

因為我從小有上進好學的志向，所以從我上學一直到初中二年級，學習成績都是班上前三名。直到初中二年級期末，我得了一場傷寒病，高熱昏迷二十八天，只能喝點水及米湯，差點一命嗚呼！我母親為我哭了好幾次。她後來對我說，假如我病死了，她也不想活了。所以她想盡一切辦法，請了很多當地名醫給我治療，最後請了一位中西醫接合的大夫，先用進口西藥清理腸胃，使我的大便能通暢了，慢慢就退燒，再用中藥才把我醫好，前後大約一年，才慢慢的康復。我記得，我的頭髮全掉光，皮膚換了一層。我復學時，頭上總是戴著黑色帽子或包上一條黑紗圍巾。但我沒有留級，仍舊跟班上初三，再參加升高中的統考，考上了重點高中。

1949 年， 局勢突變，國民黨敗退臺灣，共產黨統一了中國。土改時，我母親被劃為地主分子，家裡財產全被分光。我母親只好一人逃到上海（我祖母 1944 年已病故了），做褓姆維持生活。當時我是高中二年級，我的不少同學，由於經濟困難， 都去參加地方上的團校公校。培訓 3–6 個月，即參加地方政府工作，可以拿供給制，大約一個月二百斤大米。但我還是一心想高中畢業考大學，我母親也很支持我上大學。她將做褓姆的微薄工錢，和逃出來時帶出的一點手飾變賣，供我上大學。我大約上了一年多大學後，我背了有一個逃亡地主母親的政治壓力，勸她回家鄉。那時土改鬥地主的時期已過，她回家鄉沒有受批鬥。我讀大學一點經濟來源都沒，共產黨辦的大學，吃飯住宿都不要錢，每月另發給六角九分錢生活費。我日常生活用品，就只靠這一點點生活費，相當艱苦。當時我買的筆記本，都是買最便宜的本子，先用鉛筆記，再用鋼筆記筆記。有時我同宿舍和我關係較好，她家庭有補助的一個同學會送給我一些肥皂、手紙、郵票等。雖然生活如此困苦，我仍堅持讀到畢業。先被分配在一個技術高中做教師，後來結了婚，調為天津大學教師。1954 年， 我生了兒子，分到住房，我就將母親接到我身邊。

我結婚後，生了三個小孩。我工作很忙，經常加班加點，同時由於我出身地主家庭，工作更要比別人賣力，才不會被整肅，沒有時間照料和教育孩子。幸好我母親，不僅白天黑夜照顧三個孩子，而且還代替我做他們的啟蒙老師。我雖然沒有時間教養孩子，但我還是有意識從小培育養成他們上進好學的思想及習慣。在「文革」年代，認為「知識愈多愈反動」，宣傳「讀書無用論」、「白卷英雄」、「踢開教師鬧革命」，學校全部停課，教師絕大部分被打成「牛鬼蛇神」關牛棚、強迫勞動的專政對象。當時我的大兒子只讀到小學四年級，在家休閒。就算是在 1974 年，他小小年紀，被分配到燈泡廠幹著又苦又累的鍋鑪工，他也不停地在自學，那怕是上夜班，早晨回到家，雖又睏又累，仍要拿起書本，自學 1–3 小時。1977 年鄧小平復出掌權，恢復高考，合肥工業大學來信破格不叫他參加高考，錄取他做了正式大學生。聽說全國類似他的被破格錄取成大學生的只有二人。我的大女兒因車間主任不讓她在工作休息時間看數學、物理、化學的書，為了有時間複習功課，就與她妹妹商量，瞞著大人，用開水燙傷自己腳面的苦肉計，以取得病假條，在家休息了一個多月，用以複習功課，參加了 78 年的高考，考取大學。我的小女兒雖然是按部就班的完成學業，但她在班上的考試成績總是名列前茅，考取了重點大學。現在，我的三個孩子都在美國，從事電腦工作。

這一切都是我母親從小教導我們的功勞，不但在我三個孩子身上結出了果，而且在我外子的小弟弟身上也開出了花。現在他已升成高級教師，在電話和來信中常說：「沒有嫂子堅持上大學，就沒有我們全家的今天。」

我母親對我的教導，在我老年時依然發揮著作用。我在七十六歲時，三個孩子怕我一個人在大陸得了病沒有人照顧，經常掛念我，一定要我到美國來定居。雖然以前為了工作需要，和後來評職稱要考英語而學些英語，但因我已退休廿多年，早已忘得差不多了。但我想我既然要到美國和孩子們團聚，為了適應生活和考公民，必須要學習英文。年老學英文不容易，過去我接觸只局限於我的專業上的一點英文，所以現在學習特別費力；再加上年老記憶力差，一個單詞由很多單字組成，學起來困難更大。我的孩子看我學習得那麼艱苦，勸我不要考公民，拿綠卡就算了；學習英文只當是作一個消遣，不要成為負擔，這樣對我的身體健康不利。我的家庭醫生也提出可給我開公民免試的證明，因為我的血壓偏高，心臟不太好，記憶力差，耳朵又有些聾。但是我還是決定刻苦的學習英文，堅持去考。我也要去檢驗一下，我年紀老了後的學習能力。在快到公民考試時，我就先參加模擬測試。有時成績理想，有時卻聽不懂老師的考題，回家常常血壓升高，吃藥也控制不住。所以三個孩子常勸我放棄公民考試，他們怕我萬一考試沒有通過而受打擊，影響我的血壓和心臟。上帝保佑！在公民考試時，我還發揮得不錯，雖然有些公民考題，變了另一種問法，但我還都能聽懂而答得正確。考官還問了公民題以外的問題，我都答對了，順利的通過。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在八十一歲時成了美國公民。我會有這種思想和行動，完全是我母親從小對我的期望：「女孩要有獨立自強精神，知識就是力量」潛意識的表現。

我的母親不但艱辛地扶養我成人，而且用她一生的心血和智慧，教導我成為有知識、有才能、獨立自強的新女性。並且在她年老體弱時，還在我身邊作全職褓姆，又做家庭老師，精心照料和教育我的三個孩子，使他們茁壯成長，成為了有學識才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我的母親真是世界上最好的母親，她真偉大！她對我及我全家的恩情，我刻骨銘心…這是用筆墨所難以表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