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抗戰勝利後，我隨父母回到老家桂林。回桂林後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父親找工作和我復學讀書。由於桂林師院附中復課的時間比我疏散前就讀的桂林中學早，出於早一天上學的心願，我在這年的十月，考上了桂林師院附中的初五班，讀初二下。
桂林師範學院是現今廣西師範大學的前身，它座落在現今廣西師範大學王城校址內。附屬中學則設在如今的南區教職工宿舍裏。光復後的桂林，幾成廢墟，學校的教室和學生宿舍都是臨時搭蓋的茅草竹棚。教室內沒有講臺，也沒有當時流行的雙人課桌椅，五、六位或七、八位學生同坐在一條長凳上，以另一張高一些的長凳為課桌，就像模像樣地上課了。學校的條件雖然很艱苦，但師資水準和教學品質卻很不錯，名聲似乎和老牌的省立桂林中學和國立漢民中學並駕齊驅，形成三校鼎足而立、互爭雌雄的局面。
我過去雖然學習成績相當不錯，其實我並沒真正用功讀書，全靠一點小聰明。進入桂林師院附中後，我開始懂得用功讀書了。公平地說，這首先得益於校長段式斌先生。
四十出頭的段校長當時依然孑然一身，似乎全心身地投入辦學之中。他網羅了桂林第一流的老師來校任教。單就教我們初二下的老師而言，教數學的裴邦佐老師，教化學的魏琦老師，教英語的余肇榮老師，教音樂的甄伯蔚老師，政權更替後都先後執教於大學。他們師德好，學識淵博，教授又十分得法。聽他們一堂課，不僅學到了相應的知識，而且實在是一種莫大的享受。
對老師的崇敬，會極大的增強學生學習的興趣。而對學習的興趣，是青少年學習自覺性和積極性的基礎；而學習自覺性和積極性的高低，又是能否學好的關鍵。可以說，延請名師執教，是段校長治校的一條非常成功的經驗。
段校長治校的另一條成功經驗，就是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逼得學生非努力學習不可。最突出的「法寶」當然是考試——有周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還有學生最怕的隨機抽考。「考、考、考，學校的法寶」。段校長運用這一法寶，可以說是達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我就是在一次抽考中就範的。
當時擔任學校教務主任的，是七十年代去世的區崇武老師。他秉承段校長的旨意，帶著教務處的職員，不分白天黑夜地到各班檢查學生聽課和自習的情況。一旦發現哪位同學不好好聽課、自習不好好複習功課和做作業，馬上記下他的座號，第二天便通知他到教務處接受抽考。抽考的試題，常常超出「教學大綱」的要求，難度很大；被抽考的學生，及格的極少。不及格的，不僅當堂受到嚴厲訓斥，而且在學校佈告欄公佈他的抽考成績，出他的洋相。
我是初五班有名的「調皮鬼」。由於老師課講得好，我是認真聽課的。自習就不行了，只要做完作業，便下位和同學講話打鬧。一天晚自習，我正在別的同學的座位上手舞足蹈地玩得津津有味，後排的同學悄悄告訴我，剛剛巡視的老師來班上檢查，我被登記了座號。第二天，抽考通知果然送到我們班，但挨抽考的卻不是我，而是一位相當老實、從不打鬧的男同學。這位同學叫張振環，雖然非常遵守紀律，但腦袋瓜子卻有些糊塗，成績不怎麼好。一次上「世界地理」，老師提問他：「按皮膚的顏色，人類可分哪幾種？」他信口答曰：「紅、黃、藍、白、黑。」首先發現他鬧笑話的是我：「哈哈！地球上原來還有『藍種人』！我怎麼不知道？」從此，同學便給他取了個「藍種人」的綽號。
「藍種人」挨抽考純屬代我受罰。原來他的座位恰巧同我的座位相對稱，我是第三排右邊第一個，他是這一排左邊第一個。登記「調皮學生」的老師沒有分清左右，竟把他的座號當成我的座號登記了。他考的成績當然十分不好，挨了一頓訓斥，灰溜溜地回到班上，一個勁地埋怨老師找錯了人。
「藍種人」後來參加青年軍去了臺灣，前些年回廣西探親，不知從哪打聽到我的住址，曾來找過我。遺憾的是當時我正好到美國探親，錯過了與他相見的機會。否則，我們是有許多話要談的，而且一定會談及他的綽號和被抽考的事。
我知道這樣下去抽考遲早會落到我的頭上，非得改弦易轍不可。於是開始用功讀書，每天自習，首先把當天的功課弄明白，而後完成當天的作業；還有時間就複習前幾天學的功課，預習明後天的功課，準備隨時應付「突發事件」的考驗。同時，我還有一個異想天開和不可告人的心願，就是希望能在抽考中以優異的成績甚至滿分而轟動全校，出出風頭。經過一段時間的「嚴陣以待」，我自覺各門功課的基礎扎實多了，對知識也比較會靈活運用了。但期待著的抽考，卻始終沒有落到我頭上，我也沒有機會嶄露頭角。
段校長還有一手「逼」學生非努力學習不可的絕招。他首創一個學期發兩次印有全校所有同學成績的成績單，期中考試後發一張，期末考試後發一張。成績單竟同報紙一般大小，每班占一定的版面，全班同學的姓名按名次高低順序印在上面，及格成績印黑色，不及格成績印紅色。一看這張成績單，自己哪幾科及格、哪幾科不及格、在班上名列第幾，一目了然；全校哪個班成績好、哪個班成績不怎麼好，也同樣一目了然。
第一次發全校成績單，我們班只有兩個同學全科印成黑色。一個是陳國岱同學，他名列全班第一；另一個是我，名列第二。後來成為我妻子的雷愛珠是女同學中的佼佼者，排名稍後。影響她排名的是她的英語沒有及格，好像只得了五十六分。所有考試科目都被印成紅色的，也大有人在，「藍種人」張振環和我的同座好友詹孝乾，絕不是班上僅有的兩個。其他班級也大同小異。
段校長的這一手，無論對成績好的或是不怎麼好的都形成莫大的壓力。成績好的擔心成績下降有損面子，不得不倍加努力學習；成績不那麼好的害怕成績繼續不好太傷自尊，更不得不懸樑刺股。我的壓力則來自兩個方面：既想趕上陳國岱爭取全班第一，又擔心被其他同學趕上而失去老二的地位。我當然得更加發憤學習了。
「分，分，分，學生的命根」，段校長從學生的命根上下功夫，焉有不克敵制勝之理？每當看到他在校園中頗為得意地邁著四方步子來回踱步，一向十分冷漠的臉上露出大家熟悉的冷笑或難得的微笑時，高年級的同學就會告訴我們：這是獨處至今的段校長陶醉在自己治校的赫赫成績之中的自我欣賞！
但附屬中學畢竟是附屬中學，它不能不受制於它所附屬的師範學院。段校長管理學校的思想和方法，師範學院的師生，特別是高年級的學生，首先提出了異議。他們批評段校長企圖用讀死書、死讀書、以致讀書死的手段，把學生禁錮在象牙之塔裏，使他們遠離實際，不關心國家大事。一時間，批評他的壁報、漫畫，鋪天蓋地而來，從師範學院一直貼到附屬中學。光復後段校長當了一年的一校之長，挨罵也近乎一年。最後，不知是自動辭職還是被師院曾作忠院長炒了魷魚，總之捲起鋪蓋打道回老家江西了。
政權更替後我參加了工作，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不學無術，老而無用。但在退休二十餘年的今天，還能謅出幾篇比較通順的「文章」，講出幾則古為今用的故事，輔導孫輩做做數理化作業，唱幾首「在那遙遠的地方」之類的卡拉 OK，到美國旅遊時還能放幾句半通不通，但美國佬尚能知其意的洋屁。無庸諱言，其基礎就是在段校長的壓力下打下的。
我的用功讀書，除了「屈服於」段校長有形無形的壓力之外，還有一個不好啟齒的原因，那就是得益於女同學有意無意的鞭策。中小學時代，不知是何原因，我頗受女同學的青睞，也喜歡接近那些比較漂亮的女生。好像從小學四、五年級起，在不同的學校和不同的年級，我都曾因為同某個女生比較接近而被同學起哄。在段校長狠抓教學的那段時間，班上許多女同學遇到學習上的問題，總愛找我而不是找名列全班第一，才華出眾，但有點「土里土氣」的陳國岱同學探討。
記得上初三下時，教英語的余肇榮老師要我們練習英語作文。一次命題可能深了一些，好些個女同學都來找我「啟發思路」。我把我想到的多種立意甚至某些關鍵字句，都毫無保留地向她們介紹。待她們滿意離去，我自己揮筆寫作時，卻面臨「江郎才盡」的尷尬，思索再三仍沒法下筆。臨到學習委員催交作文，才匆匆忙忙地草率完卷。
幾天之後，發下作文，我只得了個「及格」，並被一向對我有所偏愛的余老師不點名地批評了幾句，什麼「不能驕傲自滿、固步自封」啦、「成績好只代表過去，要著眼於未來」啦、「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啦等等。我們班有位名叫許韻琴的女同學（她的父親叫許紹蘅，當時是附中的高中數學教師，不久之後擔任了桂林中學校長），大概同余老師有點沾親帶故。可能是她把事情的原委告訴了余老師。據說余老師聽後說了這樣一句話：「我說他何以沒有寫出水準，原來是這樣，也夠難為他了。」聽了許韻琴轉述的余老師這句不知是褒是貶的話，我竟感動得彈出「不輕彈」的熱淚。
後來余老師去了廣州，好像執教於中山大學。1953 年夏，我到廣州出差，曾專誠拜訪過她。她送了一張在中山大學禮堂或是中山紀念堂前照的相片給我，還請我吃了一個她自己栽種的木瓜。其後就再無聯繫。前些年我曾托謝和瓊同學向余老師的好友，原初六班的國文老師李文英打聽她的下落。據李老師說，余老師改革開放後移居美國，已經去世好多年了。儘管近七十年沒有見過余老師，但她的音容笑貌以至舉手投足，特別是那天批評我的神態，卻仍然歷歷在目。
其實，批評段校長把學生禁錮在象牙之塔內讀死書、死讀書、以致讀書死，似乎不盡公平。
在段校長治校的一年裏，許多著名的左派人士、學者名流，都曾到學校做過演講。如著名的進步教授譚丕謨、穆木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大講「儒法鬥爭史」而紅得發紫的楊榮國，好像都曾來校演講過。由於時隔太久，他們究竟講了些什麼，對我有何影響，已很難憶及。記憶猶新的是歐陽予倩在一次演講中說的一句話。歐陽先生當時是廣西藝術館館長，演講的時間大約是 1946 年的春夏之交。他說：「中華民國成立三十五年了，但至今還沒有國歌。現在我們天天唱的不是國歌，而是國民黨的黨歌。」坐在我旁邊的是我的好友詹孝乾，他馬上悄悄地對我說：「這個演講者肯定是親共的。」詹的父親是國軍的高級將領，他的政治敏感性自然比我強許多。我當時並未聽出歐陽先生的弦外之音，也不知道他的政治傾向。直到政權更替之後才知道詹的判斷是正確的。
請名流學者來校演講，極大地開闊了學生的視野，豐富了學生的見聞，使學生學到許多在課堂上無法學到的東西。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的國統區，敢於請左派人士來校演講，讓學生聽聽有別於國民黨宣傳的聲音，沒有一定的膽識，是不可能做到的。這也就證明了段校長並沒有把學生禁錮在象牙之塔中，讓他們遠離中國實際的意思。
1945、46 年，我剛十四、五歲，人生觀、世界觀正在形成之中。我實在很難說清楚段校長和不同思想傾向的老師，在此一年中對我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具體起到了何種作用。但我要強調的是，我的許多興趣愛好和習慣 —— 好的或不怎麼好的；為人讚賞的或被人斥責的；因其受獎的或因其幾乎墜於深淵的。諸如對國家和世界大事的特別關心，對新的事物比較敏感而想方設法涉獵，對權威人士的觀點敢於置疑甚至反駁，喜歡探討被當局視為禁區、不准平民百姓介入的問題，以及好標新立異、想入非非，好發表奇談怪論，嘩眾取寵，等等等等，似乎都是在此時此地初步養成的。
前些年我曾為許多俗事所困，十分煩惱，曾有過隱居山林清靜清靜的念頭。妻子嘲笑我：「你即使遁入空門、剃度為僧，也不會超然出世安心誦經坐禪的。你會不時地叫小和尚下山買幾份報紙，看看美國究竟是誰當了總統，陳水扁的槍傷究竟是怎麼回事，哪個國家准許克隆人，哪個地方同意安樂死，人民幣是貶值還是升值。陶淵明說：『心遠地自偏』，你的要害是不能做到『心遠』，所以煩惱無窮。」嗚呼，知我者，妻也！但她對我的某些想法和做法，凡是她不以為然的，便一概斥之為謬論異端、斥之為鑽牛角尖、斥之為不合潮流、斥之為多管閒事、斥之為沒有接受「犯錯誤」的歷史教訓（1957 年我曾因有「右派言論」而受到降職、降級的處分，直到二十二年後的 1979 年才得到「改正」）、斥之為有害於健康和頤養天年，整天絮絮叨叨、喋喋不休、管頭管腳，令我不勝其煩。嗚呼，妻也未必真正知我也！
還應該說，段校長對學生的體育鍛鍊也是相當關心和重視的。在十分侷促的校園中，在百廢待舉，辦學經費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他竟然在學校辦公室的一側闢出一個微型運動場，供學生做鍛鍊身體之用。我記得很清楚，場內有單杠、雙杠，有秋千、浪木，有跳高、跳遠的沙坑，有籃球場以至足球場。這對今天的中小學實在算不了什麼，但在七十年前，特別是在被國民黨「焦土抗戰」和日本侵略軍「三光」政策弄成廢墟而光復不到一年的桂林，就不能不說是非常難能可貴了。當然，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很規範的，有的似乎還隱藏著某些危險因素。而所謂足球場，不過是一塊大一點但凹凸不平的草地。學生在草地的兩端，放上幾個書包和幾件脫下的衣服當球門，就興高采烈地踢開足球了。
我和同班好友詹孝乾比較愛好體育，是光臨此地的常客，還不時互相比試比試，一爭高低。詹孝乾的妹妹叫詹笑梅，比我們低一班，長得十分漂亮，常常拉著她們班的一些女同學，前來觀看我倆的比賽並喝采助威。她們班的一些男生對此非常眼熱，便無中生有地把他們班一個叫謝和瓊的女同學，硬說成是我的妹妹，我和詹要好，是互為郎舅，玩「換親」遊戲。當時他們班正在學數學中的「交換律」，便說「換親」符合「交換律」的要求。以後凡是看到詹笑梅和謝和瓊觀看我和詹的比試，他們就一個勁兒地喊「換親 — 交換律」、「換親 — 交換律」起哄，我記得起哄最凶的是他們班的林西鶴和熊紹梁幾位。
起哄，對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的作用是十分微妙的。詹孝乾同謝和瓊，我同詹笑梅，連話都沒有單獨講過，當然談不上其他什麼。然而，「輿論」的力量是巨大的，起哄多了，甚至連我們自己也被攪糊塗了。首先被攪糊塗的是詹孝乾，一次學校會餐，他竟借著發酒瘋要我陪他去找謝和瓊。我當然不會去做這種傻事，好說歹說總算勸止了他。但我也被攪動得有些心猿意馬，對詹笑梅害起「單相思」來。幸好這個學期結束後不久，他們兩兄妹便跟隨父母到南京去了。否則，我也許會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來。
十四、五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經常參加體育鍛鍊，實在讓我受益匪淺。如今我已進入耄耋之年，但仍然肩寬胸厚，背不駝腰不彎，走起路來虎虎有生氣，很少光顧醫院。身體老而彌健的原因非常複雜，但得益於青少年時的經常鍛鍊，卻是無法否認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沒有肯定或否定段式斌校長治校方略的意思。因為我只做過他兩個學期的學生，對他的教育思想從未認真地思考過、研究過；而且由於水準太低，即使認真思考，也很難說出符合實際的一二三來。更為重要的是，教育以人為研究對象，而人是非常複雜的。作為個體的人，彼此很不相同，因此很難總結出作為群體的人的一般規律。我看到的事實是，凡是以人為研究對象的科學，與其他科學相比，進展和成就都相對滯後。認識並掌握教育的客觀規律，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也不想對段校長本人作任何褒貶。他離校後近七十年的情況，包括他的基本政治傾向，我一概不知。前幾年附中開校友會，比我低幾班、曾做過廣西林業廳或農業廳廳長的劉鴻珍同學告訴我，政權交替之後段校長在江西被當局「鎮壓」了。會上人多嘴雜，沒有深談，不知段校長何時和因何而被「鎮壓」。
共產黨建國以來的幾十年，國內政治風雲變幻無常，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似乎至今仍然沒有終結。如果段式斌校長確實死於無辜，這篇短文，算是做過他一年學生的我，對他不成敬意的回憶和紀念。如果他死於罪有應得，此文就應算是我的「兒時記趣」好了。
嗚呼，為人、為文難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