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 2 月，我自上海抵臺灣，借讀於臺灣大學化工系。某日中午，赴學生餐廳用餐，遇到三位留日學生，著日本學生製服、頭戴「京都帝大」方角型帽子、足踏日式木屐，完全是日人打扮，不停地嘻嘻哈哈，用混合臺語和日語與其他餐客交流。因為是大聲喧嘩，在餐堂內引起騷動，於是我對這些從日本戰敗國返臺的學生有些反感。

無疑地，他們同時也辨識出我是第一位自大陸來臺的學生。於是他們便交頭耳語一番。

幾分鐘後，他們見我已吃完便當，可能快將離開，三人一起趕到我的前面，由李登輝向我開口說：「看來你是大陸來臺的學生，我們想請教你能否每天安排一小時教導我們三人中國語，我們是剛從京都回來的臺胞學生。」他們三人是說流利的日語加上生硬的臺語，而我是國語加上海語。我也正想學一些日語，就算雙方無法直接以語言交流，自然可以使用初級英文交流。

我很能理解他們，但我也是初來臺灣的插班學生，那有能力安排時間，每天幫助他們學習國語，便笑著一口回絕了。

我的解釋是我的確沒有時間每天幫助他們學習國語，但我相信學校自臺北帝大正式改制為臺灣大學後，學校當局自會有整套計劃，請大家耐心等待吧。

以後每日，我都能在臺大校園各種角落見到他們三人。1946 年 8 月臺灣大學改制成功，李登輝分發進入農學院農業經濟系。他的特長面相最容易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時間大約是 1950 年，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彥士向政府進言必須快速培養臺籍高級人士，由農復會美援資金中每年考選百名人員赴美進修。申請入學必須由國營事業或省政府機構保送，考選標準以臺籍人士為主，考選項目若無臺籍人士達到標準而外省籍人士若具特別成績當可以考慮補充。

臺糖公司是大單位機構，共保送四十名中級各種技術和研究人員。臺糖保送人員中並未區分本省籍或外省籍，我僥幸是被保送人員之一，準備參加甄選考試。

甄選考試分兩天進行，第一天是上午考中文作文一篇，下午考英文，是託福考試形式，人數近千人，試場借東門國小進行。一週後報紙上發榜。第一天錄取者約二百人，再參加第二天考試，上午考專門科技項目，下午逐一口試。一週後報紙發表錄取人名。

我通過了第一天中、英文兩項考試，但第二天專門技術和口試結果，便無聲無影了。農復會本來早有公開說明，此次正選以本省籍人士為主，外省籍人只是陪考的意思。

但是臺糖保送的四十名人員中，竟也有一位浙江人，交通大學畢業，在臺糖公司擔任橋樑設計工程師的黃棣兄，特例獲得錄取。他辦理出國手續時，才發現他並無任何親人在臺，根據當時警備司令部條例，無親人在臺無法出境。結果便由農復會主委蔣彥士自己保證，特准出境了。

我在第一和第二天考試時，自然便巧遇李登輝了。當時他是農林廳技士兼第一科長，由臺灣省政府農林廳保送，結果他通過兩天考試。正式錄取後，出國去康乃爾大學進修農業經濟。兩年內他是完成大部分學業，遵期回國，很幸運又由農林廳轉職至農復會，他即拿美金待遇，又由農復會資助他第二次回到康乃爾完成了博士學位。他真是幸運又幸福的人。

我和他在兩節考試時，再逢遇了第二次接觸。他知道我在臺糖服務，於是他以農林廳技士，似乎小官僚的口味，粘著我大談臺灣「南糖北米」政策。他說臺糖在臺中以北的糖廠都須立刻關閉，全部可改種稻米才有經濟前途。李登輝自美國康乃爾大學取得農學博士學位後，返回臺灣農復會。據說後來又獲得王作榮的介紹加入國民黨，以及蔣彥士的力挺進入行政院，自然便一帆風順進入臺灣最高政治圈，真是鵬程萬里了。

我的臺糖舊同事黃棣兄保送出國後，一直未回臺灣。直到我在 1956 年自費出國進修，某日在紐約時代廣場地鐵車站驟然發現了他。他告訴我他來美後，在費城賓州大學取得土木工程博士學位，留任為大學教授，但最近已決定轉職新墨西哥大學擔任系主任，全家將遷居去新墨西哥州。

1970 年前後，我在世界著名的東京帝國飯店（Imperial Hotel, Tokyo），巧遇前副總統李登輝，該是我和他的第三次接觸。

我服務臺灣糖業公司整整十年，1956 年 10 月，突然收到新澤西州西東天主教大學（Seton Hall Catholic University, N.J.）三年全額獎學金，乃向臺糖公司申請留職停薪，自費出國進修。1961 年，我獲得紐約大學工程學院化工碩士學位，進入美國拜耳大藥廠（Bayer）。再十年，我獲躍升為遠東區總經理。所以 1971 年 10 月，我旅行視察遠東業務。抵達東京後，立即住進了公司預定的東京帝國飯店。

當我正辦理入住手續時，發現前副總統李登輝夫婦偕隨員約十人就近在我身旁，同時辦理入住手續。李登輝的日語極好，當時他說的日語，聲音故意悠揚，裝腔似純日本老官僚的姿態，使我感覺不舒服。於是我匆匆急離大廳，避開和他打招呼，直奔自己的房間。

我在自己房間內先洗了澡，再休息了十分鐘，便換上便服，想去銀座附近走走，也許走進神戶牛肉大樓解決晚餐的問題。

當我走出電梯步行到大廳，發現前副總統的小團體還在大廳內以流利和地道的日語交談著。於是我靜悄悄地坐在一角落的客椅上，拿起日文報紙遮住臉，靜聽李登輝在講什麼？原來他在和夫人介紹：

一﹒1945 年二戰結束前，他確身在東京，僥倖逃避了美國對東京的地毯式轟炸。他讚揚杜魯門總統的決定，把原子彈拋在廣島和長崎而不在東京。這樣保住了日本皇宮和皇族，也包括他自己。

二﹒東京帝國飯店原是由美國建築師建造的，它是唯一的歷史性建築物，沒有遭受到一絲一毫的轟炸影響。到今日他仔細巡視帝國飯店的內部，還找到一塊紀念牌記載著大正三年美籍建築師某某某設計並監製這建築物，使他很有感慨。

我正聽的有趣，突然他的一位隨員走向我來，說到：「先生，我們副總統說他認識你，巧在這飯店會面，願意走去和他見面說話嗎？」我只躊躇了一下，我哪有理由拒絕和他見面說話呢？於是我立即迎向前去。我說：「副總統您好！夫人好！」

他馬上說：「你是張先生，你是老臺糖人了，多年來你怎不來找我啊？近年來臺糖更有好多問題了。回到臺北請早來見我，我們再談談臺糖的問題。」

我不知如何回答他，似乎也沒有必要向他介紹今日我自己的機會。他已是臺灣政府的大人物了，在大人物的面前，我只微笑，多聽少說，這是我當時的感覺態度。

這時候，一位日籍外事人員前來見他，並邀約他們團體赴某地晚宴。我趁機向他告辭：「副總統，也許我們臺北見！」

我有三次和李登輝接觸的機會。他在三次不同接觸時間上真是變化太大了。第一次，他是一位狂傲不羈的大學生，使我未答應教他國語；第二次，他是一位小技術官僚，卻和我談「南糖北米」國策，他有本省籍貫的優厚條件被保送出國進修，使我只有從旁羨慕；第三次，他已是副總統身分（後來他還做了十二年總統），而我竟沒有給時間介紹自己。就讓他認為我是永遠的老臺糖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