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親在度過六十周年鑽婚紀念日後相繼逝世。但他們半世紀以上的婚姻堪稱美滿，真所謂同甘共苦，相濡以沫，鶼鰈情深。作為子女的我們，也享受到非常溫暖的家庭環境。正如文學家歌德所說：「家庭和諧是人生最快樂的事。」 這也使我們更加懷念他們。然而，他們的個性卻大相逕庭。

父親在外沈默寡言，不善交際。說的是浙江官話，有些木訥，更不會吹噓拍馬，這也影響他的工作升遷。但他在家中說話卻很自如，而且頗有幽默感。

他熱愛運動，小學時踢皮球，中學後打籃球，近五十歲，改打網球及乒乓球。記得他當年在台灣南部的糖廠工作時，被選為廠籃球隊。那時福利好，經常到各廠巡迴比賽，以促進友誼。如逢暑假，母親會帶唸小學的我和弟弟隨隊助陣。

五十年代，家中尚無電視，父親會坐在收音機旁，聽重要的籃球比賽。精彩之處，他會拍手叫好、身如其境，甚至忘了吃飯。他的另一項愛好是聽新聞、看報章雜誌，事無鉅細，飽覽無遺。 到晚上，他會向全家彙報，由國家大事到小道消息。雖然有時人名記不清、數字有誤，但我們總是他忠實的聽眾。他的生活圈子除了家、辦公室，就是球場和圖書館。

母親出身中等家庭，下面還有弟妹五個。她比較外向，膽大心細、熱心公務、廣結人緣；有語言天才，除浙江方言，還能說流利的普通話、上海話和台灣話；中學時，經常參加校中文藝節目的演出，對話劇、平劇等都有興趣。她又是編織能手，經常為家人和朋友織衣服。

母親十七歲在同學家認識父親，見他人很厚道，又是大學生，交往一年多便以身相許。結婚後，兩人共赴上海繼續學業。父親在暨南大學，母親唸商專。畢業後，在親戚創辦的務本中學當會計，由於她細心負責，將帳目管理得有條不紊，深得親戚的讚賞。當年上海十里洋場，花花世界，可母親告訴我，她的生活很簡樸，將節省的錢購買上海貨，過年過節時回家，分贈兩家親友。

抗日期間，他們回到家鄉。由於父親是鄉裡唯一的大學生，因此被任命管理鄉鎮的行政職務，母親在旁積極協助。據說有一天，村民遠遠看到一群穿制服的人向我們住家走來，大家以為日本鬼子進村，於是全家大小向山中疏散。父親帶著我與兩個弟弟及奶媽先走，但卻久未見母親隨行，原來她正留在最後攙扶著祖母及老傭人。她們的三寸金蓮，在田畦中行走困難。這也顯示母親的愛心與無私。所幸最後發現那些人，為走散的國軍，虛驚一場。

1947 年，父母帶我與大弟遷居台灣，年邁的祖母要求將未滿周歲的小弟留在身邊。在台灣那段歲月應該是很幸福的。父親在糖廠的工作穩定，母親到附近的中學任課，相夫教子，其樂融融。 我與弟弟大學畢業後，都申請到獎學金赴美讀研究院。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七十年代初，由於小人誣告，他們以「共匪同路人」雙雙入獄，受了五、六年囹圄之災。出來後，工作無著，只好靠弟弟申請移民來美。 所幸他們都能適應美國的生活，搬入老人公寓後，結交了一些朋友，學英語、打小麻將、購物，美國的體育新聞更使父親入迷。

最使他們高興的是闊別三十多年的小弟，終於獲准來美探親，他已由襁褓的嬰兒成長為壯年人。由於父母在台的背景，他被下放十年，吃了不少苦。兩岸長期分裂，造成多少類似的家庭悲歡離合的故事。

父親過世前兩年，已由報上獲悉當年在台製造的冤案已水落石出，他感到很鼓舞。雖然具體落實，發還扣留的工資及退休金是他過世後的事，但母親終於盼到這一天，她毫無遺憾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