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於蘆溝橋藉故挑釁，動用其優勢兵力，向我內陸積極推進，我國民革命軍浴血抵抗，戰況慘烈。

筆者以十餘歲稚齡隨慈母向西南大後方逃亡，面臨了就學無校，就業無門之困境中，適貴州三穗縣駐防之陸軍一一八師招考政工隊員，我竟能應試錄取，往後隨機遇的演變，由黔入川繼續念書、就業。最後還是考進了軍校，一直到三十四年抗戰勝利，隨部隊自重慶還都，整整八年，可以說對國軍抗戰，全程參與，全程見證。

時隔數十年，欣逢抗日勝利六十三週年，彼岸大事慶祝，自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他只憑一次平型關大會戰，就要「貍貓換太子」，如此接近的歷史大事，公然被竄改。回憶八年抗日，單以國軍犧牲軍師級以上的將領，就有數十名，如張自忠、佟麟閣、趙登禹、戴安瀾等。還有名震中外死守上海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長。而空軍的高志航、閻海文、劉粹剛、樂以琴等等更是死得悲壯！當時流行一句話說：「離開航校投入戰場的飛行員，能夠活過六個月，就算長壽了！」空軍健兒為國家視死如歸，由此可見。那些千千萬萬為抗戰而犧牲的軍民同胞和殺敵倖存的白髮將士們，有冤無處伸，真是情何以堪啊！

在美國，尚能讀到世界日報連番發出正義之聲的文章，心雖快慰，但意猶未盡，爰將筆者對抗戰時之防空紀憶鮮明，且身歷其境。茲分述於後，尤堪佐證。

日寇自挑起七七事變之後，處心積慮，海軍又開闢第二戰場，企圖攻略上海再奪南京，京滬空防首當其衝。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我新機諾斯羅普及霍克三，出擊日軍據點和海上艦艇。同一天日本木更津及鹿屋兩個海軍航空隊飛機，空襲我杭州和廣德機場，我空軍第四大隊健兒，在高志航大隊長領軍之下，當場在筧橋上空擊落日機六架，給予侵略者當頭棒喝。此役就是「八一四」空軍節的由來。

南京方面受到上海戰爭的影響，我最高軍事當局立派首都警備司令谷正倫將軍兼任首都防空司令，而以防空專家黃鎮球將軍副之，為使防情樞紐安全無慮，蔣委員長特將南京雞鳴寺自用之防空洞，撥交防空指揮部使用。

八月十五日，日機又分兩批，作報復性的侵襲南京。第一批六架自東向西，另一批十一架由平望起飛，在南京上空會合。又被我第三、四大隊飛機與地面防空砲火聯合擊落六架，殘餘日機，鎩羽而逃，使我全國軍民，對抗戰信心大增。

但此後敵人已奪我上海附近多處機場，對首都襲擾不斷，我防情預警太短，只有採你來我打，或主動襲擊其據點。而我地面野戰兵力與日軍之強大火力應戰，傷亡慘重，正採遲滯作戰，以空間換取時間之初期任務達成後，為保持第二期抗戰實力，乃作西撤的行動。

我防空部隊隨大軍撤至金壇門外，適敵機三架成「品」字形來襲。我高射炮兵十一團，用兩公分炮六門，瞄準居中一架射擊，命中其炸彈信管，立刻在空中開花，碎片彈出，波及兩架僚機，同時爆炸起火下墜，此「一彈三鳥」的傑作，成為爾後的防空美談。

南京守至十二月十二日深夜，蔣委員長尚在湯山句容一帶督戰，其英勇鎮定之素養，實非其他國家領袖可比！

翌日南京淪陷，其震驚中外之「南京大屠殺」於焉開始。

日寇下一個進攻目標，是我華中重鎮武漢。

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我防空情報所偵知，日軍「零式」式驅逐機二十六架，掩護「九六」轟炸機十二架，向武漢方向進犯。我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李桂丹立令所屬分三個編隊起飛應戰。

第一批由李大隊長率 E-15 機十一架，於漢口南方三千呎上空迎敵；第二批領隊董明德率 E-16 機十架，在武漢西北三千五百呎上空迎敵；第三批領隊呂基淳自孝感率 E-15 機八架，以三千呎高度迎敵於漢口王家墩機場上空。雙方激戰結果，當場擊落敵機十二架。我四大隊長李桂丹及所屬呂基淳、巴清正、王怡、李鵬亦於是役壯烈犧牲！

同年四月廿九日，是日本的「天長節」，時在我軍臺兒莊大捷之後。經我防情研判，日軍必有報復動作，乃集中兵力作必要之準備。

果如所料，當天拂曉時分，日機出動二十餘架空襲武漢。我四大隊新任大隊長毛瀛初率領強大機群，升高迎敵。敵我數十架飛機，鏖戰於武漢上空，翻滾起伏，槍彈齊飛，地面高砲砲聲隆隆，找尋敵蹤，凝結在半空中朵朵黑煙。只要命中目標，必然變成一團火球，不是空中開花，就是拖著一縷黑煙，自空而墬，真是蔚為奇觀。

此役計擊落日機二十一架，其中有兩架為我設在漢陽山麓之高射炮擊中。而我方也損失十二架，內有一架為我陳懷民所架戰機，因已受創乃加足油門直撞日機，剎時同歸於盡！這兩次空中大會戰，可說是打得英勇，也死得慘烈！

時序進展到二十七年的十月下旬，儘管我空軍尚保有不可輕侮的實力，但日軍用優勢的兵力，精銳的武器節節進逼，國軍自東向西，打的是消耗戰，引敵陷於泥淖，幾個月下來，日軍已迫近武漢了。

六月上旬，日軍侵佔合肥後，揮軍南下。我軍展開了保衛武漢的大會戰，耗時四個半月，戰火遍及豫、贛、鄂、皖等地，一直血戰到十月二十二日的傍晚，防空情報所傳來了最新的戰訊，日軍已達武漢近郊。我野戰軍通信中斷，全靠僅有的防情消息，防空司令郭懺往武漢行轅面報蔣委員長，並與侍從室人員力勸委座離漢，好不容易使他坐上專機，自王家墩機場直飛衡陽，但因該場無夜航設備而中途折返。稍後再由地方動員各型車輛，分停跑道兩側，形成縱隊而開啟車燈，才導引專機降落。

十月二十四日，武漢防空情報所發放了最後一次警報而武漢旋即陷落了！

此時日寇大軍向我西南挺進，歷經崑崙關大會戰、衡陽大會戰、長沙三次大會戰、湘西大會戰，已是精疲力竭，眼看「三月亡華」的迷夢已是破碎了。在我抗戰亦進入最艱苦之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對華侵略之戰，急欲速戰速決，但反而愈陷愈深，因而對我戰時精神堡壘之陪都，實施連續不斷的疲勞轟炸。

此時的防空情報部署是以長江沿岸、大巴山山脈、豫西山地、湘黔邊區的防空哨所，加上淪陷區佈建的秘密電臺，統由重慶防空指揮部管制指揮。而其主要的任務是：

（一）盡力使軍民的生命財產損耗最低。

（二）要確保領袖的安全。

（三）要環顧社會的成本，間接會損耗國家的實力。

以上三項，稍一不慎，真是百身莫贖。

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之間，大後方的空襲警報響個不停。我空軍雖在美援新機尚未到達之前，以弱擊強，創造了蘭州上空擊落日機九架，成都上空擊落日機三架。其中一架為日空軍指揮官奧田大佐，為我第五大隊飛官鄧從凱所擊落。另一次在成都和雙流上空共擊落日「零式」機十架、擊傷七架。空軍的表現堪稱英勇無比。

至於日機對我戰時陪都重慶的肆虐，最令人髮指的是二十八年的五月四日、二十九年的五月二十六日，及同年八月二十一日起一連數日的瘋狂炸射，造成我政府和民間生命財產的損失，難以估計。

三十一年六月五日，日機大編隊又空襲市區，警報竟日未能解除，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大隧道慘案」，被窒息而死的避難同胞，男女老少達數千人。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美國派駐華航空委員會的顧問陳納德上校受蔣委員長的邀托，號召成立美國志願隊，採用「飛虎隊」的名號，使用 P-40 及 P-51 新型戰鬥機為其主力，首先在印緬上空打贏了三十三次空戰，成為日本各型戰機的剋星。一九四二年七月合併於美國第十航空隊。一九四三年三月，美政府宣佈成立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擔任首任司令。五月，又以蔣委員長和夫人的國際聲望，陳納德將軍的毅力，陳夫人香梅女士的助力，美國羅斯福總統的遠見，和美國五角大廈的卓識，促成了「中美混合團」，代號為「荷花」（lotus）的成立。

「中美混合團」在成軍後的驃悍，又因有我派遣的第一、第三、第五等三個大隊的精銳參與，其縱橫長空、銳不可擋的氣勢，日機已被逼得日薄西山。回過頭來，變得這群「烏鴉」也要逃警報去了！

關於「中美混合團」和成軍前的「十四航空隊」所產生的英雄如徐華江、鄭松亭、烏銊、洪奇偉、虞為等五虎將，其與美籍飛行員併肩作戰的戰友，有蔣翼輔以下近百老將，幾乎多作古了，然他們的戰蹟長存，將永遠活在國人的心中。

回顧八年抗戰，空軍在積極防空方面盡了犧牲奉獻，視死如歸的全力，但國家版圖太大，況機種兵力都處於劣勢，任何大陸型的國家要能完滿攔截敵機於九天之上，都是難以辦到的。因此，我們用「天羅」難以竟功，只有用「地網」來減少損害–那便是佈建在全國的情報網。

想當時佈建在高山濱海和城市高樓、鄉村野店的防空監視哨站，用耳聽目視的原始感官，捕捉敵機的行方，用傳統的電訊，把防情一站一站地傳到大後方，甚至淪陷區也有我們秘密電臺。就這樣像古代的烽火臺一樣，把敵情連接後送，經防情單位研判後，再確定某地發放空襲警報，以便人員物質預先疏散，同時佈置防空兵力，以便升空迎敵。

那個時候，聞警避難的民眾，必須紛紛尋覓掩蔽的地方去躲藏，規定要著深色的衣服，否則就會被人責罵，或有專人拿著掃把，澆起泥漿替你「染色」。凡說話大聲或小孩哭叫，都在禁止之列，如有發現攜帶鏡子及發光物品的人，都會被疑為「漢奸」，人人都可加以舉發或加以制裁，甚至當場痛毆。還有小腳婆婆行動蹣跚，跑起警報來踉蹌蹌蹌，有如走綱索，真是苦不堪言。

大後方合乎標準的防空洞實在太少，多半利用高樓地下室或天然山洞、隧道、森林、凹谷避難，真是吃盡了苦頭，至今七十開外的國人，恐怕是記憶猶新，難以忘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