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楊英貞（1911–2002），生於北平通州農村一個基督的家庭，家中兄妹五人，母親排行第二。七歲在鄉間老家上女子小學。

中學就讀於教會學校北平貝滿女中（1933 屆）。貝滿女中（Bridgman Girls’ School），亦稱「貝滿中齋」，基督教新教教會學校，北京最早的西式學校，也是北京最早的女子學校。1864 年由美國公理會創辦。創辦人裨吉勵莎（Eliza Jane Bridgman），為紀念其亡夫公理會傳教士裨治文而建。1952 年改為北京市第 12 女子中學，現在是北京市第 166 中學。

在我們家族中，有不少都畢業於貝滿女中（女 12 中）：姑姥爺、母親、五姨、姑姑、大表姐和我。校園中有一座公理會教堂。1864 年，由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建立並開設了著名的育英中學、貝滿女中。

母親曾告訴我：公理會院中的兩棵白果樹，是姑姥爺（1906–1910 就讀於貝滿）栽種的。我們歷屆的畢業典禮，都在教堂裡舉行。令人深感痛心的是，這樣一座凝聚了傳教士心血、設計精美莊重典雅、建築用料質地講究的教堂，竟被毀於 1966 年開始的文革中，多麼懷念校園中的公理會教堂啊，「她」永遠珍藏在我們的記憶中……

在一次宋尚節博士的佈道大會上，母親痛悔認罪，她常說起，那天在佈道大會上，才發現自己內心原來有這麼多過去並沒有覺察的罪，她止不住的流淚、懊悔；感謝主的赦罪、拯救，她說那天自己哭得幾次感覺胃部痙攣……十八歲那年，母親受洗歸入基督。

高中畢業後，受姑姑楊崇瑞影響，報考了燕京大學護育系。畢業後，入協和醫學院繼續深造，於 1941 年與自幼青梅竹馬、同是基督徒的父親李信征結婚。

父親曾任教於育英中學（男校），此校與貝滿女中一牆之隔（後來我先生和他的弟弟、我的表哥、叔伯哥哥們也都曾在育英中學讀書）。

四十年代，母親赴美國、加拿大進修深造，因父親要上班，我則搬到大姨家住，有姥姥、姨夫、舅舅、表姐、表哥，全家人好不熱鬧！

媽媽結束學業後，安頓好工作，爸爸即準備帶我去美國和媽媽團聚，幾經奔波，終於拿到簽證。

1949 年上半年，在美國的媽媽和同學親友都得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的消息，她嚮往祖國的心是那樣迫切，再也按捺不住回國的熱望，於是和正在美國任職的姑姑楊崇瑞講出了還是打算回國的心願，哪知姑姑與她不謀而合，正在辦理辭去在聯合國聘任的職務。她們滿懷一顆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放棄了在美國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優厚的工資待遇，毅然返國。與此同時，不少同學同事則決定繼續留在美國或轉赴臺灣定居。母親速發電報給父親：「改變計畫，在京團聚。」

經過海上客輪的日夜顛簸，母親剛巧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到達天津 – 塘沽新港，立即轉乘火車趕往北京。晚飯後，不顧長途跋涉的疲乏，興奮激動地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10.1」提燈遊行晚會，她立志為祖國的醫療護理事業，貢獻自己一份微薄之力。她的姑姑楊崇瑞，隨後亦於同年十一月自美抵京。富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年一批愛國志士、知識精英紛紛歸回祖國懷抱，投入建設新中國的行列，但後來的境況，大都不幸被「冠以」右派或特務、反壞之類；而當年繼續留居美國、臺灣的同學，八十年代回國探親旅遊，卻被「冠以」愛國華僑，受到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母親回國後，任前北京中央人民醫院門診部主任。工作幹練、有魄力，廢寢忘食，為了病人，對不符合醫護要求的作風嚴厲批評，毫不留情，很快將管理工作納入正軌，多次得到政府獎勵。同時兼課教學，每年都會收到來自大江南北學生們的親切問候。

1951 年冬曾到偏遠農村參加土改運動，與貧苦農民短短相處，卻親如家人，盡力幫助許多有需要的農民，和鄉親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鑒於她的良好表現及工作成效，組織上曾數次找母親談話，考慮發展她加入共產黨。但身為基督徒的母親，仍堅持相信耶穌基督。想不到母親的滿腔熱忱、忘我的工作態度、一絲不苟的負責精神，卻換來了無盡的痛苦與羞辱。先是 1957 年被劃為右派，罪名為：目無領導、反對黨、以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方式方法來管理社會主義的醫院，屬敵我矛盾，接受批判改造。

當時，母親看到在醫務界存在一個普遍的現象：多年老護士的薪酬遠遠低於年輕的甚至剛進院不久的實習醫生，但這些老護士在搶救患者、護理病人時所表現出的豐富經驗：判斷準確、處理果斷、技術純熟，是那些年輕醫生所遠不能及的。故此，母親提出是否應考慮適當提高護士的待遇，尤其是那些經驗豐富的老護士。這就是母親被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另外，她一貫的直率嚴謹作風也冒犯得罪了一些人吧！

據說，當時各單位都有右派名額，為了達到分配的名額，不知陷害冤枉了多少精英無辜！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大家彼此心照不宣。母親受到撤職降薪的處分，被調到保健科負責地段居民的保健工作。然而，讓母親感到痛心的並不僅是遭受不公，同時也深覺對不起女兒，影響了孩子今後的前途。

自母親回國後，父母均忙於工作，我們只在週末才有較多的時間在一起。但是，他們並沒有疏於對我的教導。記得上小學時，有一次我想吹鼓一個廢紙袋，然後擰緊袋口，再用力拍下去，紙袋會砰地一聲破裂，既好玩又刺激，媽媽看見後說：「不要拍！紙袋還可 以用，不能浪費！」

「就這一次，以後絕不會了。」

「你如果不聽話，今天的午飯就不能吃。」

「砰」！我還是拍了下去。當然，那天的午飯，我真的沒有資格享用。

還有一次，隔壁院裡種植的向日葵，長得很高大，已經結滿成熟的葵花籽，有一個大大的花盤垂到我家院子裡，好誘人啊！我和表哥表姐偷偷搬來凳子，有扶著的，有望風的，有登上凳子剪下花盤的。幾個人正在興高采烈地享用戰利品，不料被媽媽發現，先是一頓嚴厲地批評，然後帶上我們四人，拿著贓物，轉到隔壁鄰居家賠禮道歉。那一次的羞愧，牢記在心，不會忘記。

由於父母早出晚歸，常常回家時，我已進入夢鄉，媽媽就為我制定了一個嚴格的作息時間表，完成的項目，自己打「√」，沒完成的，必須誠實地打「×」，每週檢查一次。良好的作息習慣，由此養成。同時，也培養了做事認真誠實的品格。我沒有讓父母失望，每年母親從家長會回來，都會高興地說：「又得了一個優良獎章啊！」

上初中時，一位同窗好友常常來我家一起做功課。每次考試，我們都取得優良成績，母親為我們縫製了兩條一樣的花格裙作為鼓勵。她的家境拮据，兄弟姐妹眾多。她是長女，自然要負擔起更多的家務，我的父母很關愛她，囑我應常到她家看望。嚴冬，我們一起到家門外的壓水機取水，壓水機周圍凍結了厚厚的冰丘，我們小心翼翼提水回家，共享勞動的喜悅：談及當時的政治環境，可以彼此敞開心懷，沒有顧及。我們的友情延續至今。

然而，自 1957 年後，十四歲的我，在一些同學和老師的眼中，成了劃不清界限的右派子女。撤銷了幾年的班委職務，儘管學習成績依舊優秀，但因操行評語是「中」，從此「優良獎章」、「北京市三好生」再也與我無緣……強大的落差讓我實在想不通、搞不懂這一切到底是怎麼了？愛國的母親，為什麼一夜之間變成了人民的敵人？心情極為鬱悶。每月我要向團幹部彙報一次思想，每次的評語至今記憶清晰：「還是不能從思想深處真正與人民的敵人劃清界限。」只因我不能站出來揭發批判她的「右派言行」？違心地說母親是反黨份子，是人民的敵人嗎？

高中畢業，報考醫學院是我多年的願望，卻因考卷的上方蓋有右派子女，不宜錄取的圖章而被拒之高校門外。這是我人生遭遇到的第一個最大打擊，一度曾經情緒低落，常常徹夜不眠，四姨特地從天津趕來陪伴我，幫助我排遣心中的鬱悶。同屆（1961 年是高考政審最嚴格的一年）落選的右派子女，還有再度嘗試報考的決心，我卻喪失了勇氣。每當媽媽傷心無奈地說：「是我耽誤了你啊……」我便心如刀絞，趕快摀住媽媽的嘴。我深知，莫須有的罪狀帶給媽媽多麼大的冤屈與壓力，看到自己無力幫助心愛的女兒，她的心裡要忍受怎樣的煎熬憂傷！親愛的媽媽，女兒怎麼能怪您！怎麼可以在您受傷的心上，再扎一刀！我為自己能有這樣優秀的母親感到驕傲與自豪！

母親忍辱負重，不改初衷，一切為病人盡心、盡力，嚴寒酷暑隨叫隨到，騎一輛破舊自行車穿梭於她所負責的大街小巷，一次次挽救了病危的患者。在她所負責的地段，因為注意提前預防，沒有出現一個兒童死亡的病例。深得居民們的愛戴。不少居民多年後，帶著當年得到母親救治，如今已長大成人的孩子們來看望母親，親切地叫她「楊奶奶」。母親的生命就是這樣與她的病人和親屬融合在一起。

1961 年底，母親被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然而有一頂「帽子」，在她的人事檔案中是永遠與之相隨的，那就是「摘帽右派楊英貞」。1966 年 —— 不堪回首的文革，母親「升級」—— 被打成反革命，理由是：「防奸小組」成員、特務（受美國政府委派，趁開國大典之機炸天安門。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麼放棄那樣好的條件回國，而又剛好在 10 月 1 日趕到北京）。母親的生日是 7 月 1 日，這也是一條罪狀 —— 竟敢說自己和黨的生日是同一天。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每逢節假日，母親所在醫院和街道革委會都會嚴厲地通知、警告我們：「要記住！你們家有反革命份子，只許你們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要夾起尾巴做人！」

不久，母親被關押在醫院太平間隔壁的一間小屋裡，四壁空空只有一個薄薄的草墊子，終日進行勞動改造（鑽進鍋爐敲水鹼、洗衣房裡推大車、掃醫院大院、清理廁所……）、還要接受批鬥（大會小會、文武結合），受盡了精神上的折磨與羞辱：肉體上的非人摧殘。三九嚴寒，被罰站室外，衣服單薄，不許帶圍巾手套，手指凍僵，只要稍微彎曲活動一下，立刻遭到鋼鋸條的抽打，那一個冬天不知打斷了多少根鋸條！還有一個難以忍受的「坐飛機」酷刑：兩個在食堂工作的彪形大漢，站在母親兩側的凳子上，他們各拎起母親的兩只手臂，向她身後反剪抬起，與母親對面站立的第三人，同時用力向下猛按母親的頭，人一下子就被提離了地面，鑽心的劇痛，非人可以忍受……以至母親身體多處致殘，有一條腿再也不能直立行走、一隻耳朵因在鍋爐內敲打水鹼，而完全喪失聽力。與此同時姑姑楊崇瑞亦遭同等厄運，但稍受皮肉之苦，即得到周恩來總理的保釋。

母親被關押一個多月後才容許我們去看望她，那是一個深秋的黃昏，陣陣秋風，片片落葉，更增添了心中的淒涼，醫院的太平間在整個醫院的最後邊，我和先生劉康朝著小屋疾步走去，還差十幾米遠，我看見小屋的玻璃窗後面，有一位老婦人向我們招手，那是誰？似曾相識又覺陌生！我的心猛烈地跳起來，快步走近一看，原來竟是一個多月不見的母親！她的頭髮突然一下子幾乎全部變白！人也消瘦了許多，改變了模樣。她看著我們，眼裡含著淚水，想努力給我們一個笑容，但那表情比哭還讓人難過，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緊縮起來。我看見她的頭上，有斑斑駁駁的血跡，而且一塊一塊的沒有了頭髮；脖子後面有一道深深的血溝，那是在批鬥大會上，批鬥者用細鐵絲在母親的脖子上掛一塊重重的鐵牌子，上面寫著「打倒特務、反革命份子楊英貞！」還不時地拉來拉去而鋸出來的痕跡。

我強忍著悲痛，不讓眼淚流下來，心裡默默地說：「親愛的媽媽，您受苦了，千萬要挺住啊！」那一幕景象，實在難以忘懷。那年母親五十七歲。

在一個漆黑寒冷的冬夜，母親實在無法繼續忍受羞辱與痛苦，她選擇了死亡，就在將要結束生命的一刹那，隔壁太平間送來了一位剛剛去世的母親，她的女兒一路哭喊著：「媽媽，你不能走啊，不要丟下我一個人呀！」淒慘又撕心裂肺的哭泣聲，回蕩在寂靜的冬夜上空也震撼著母親的心靈，她似乎看到自己和獨生女兒也將會面臨同樣的淒涼情景。奇妙的是，與此同時，主的恩言在耳邊響起：「孩子，不要怕，我永遠與你同在！」她淚流滿面頓時明白了，這是主耶穌藉著這一對母女，挽救了她，不僅是肉體的生命更是與主相連的屬靈生命。她的靈甦醒，即刻向神獻上認罪和感恩的禱告：求主饒恕她的軟弱；感謝主再次拯救了她的靈魂。禱告後，內心平靜，像安睡在母親懷中的嬰孩直至天明。

第二天，她向專案組進行全面翻案，推翻了在逼供信情況下所承認的一切不實之詞，可想而之，隨即遭受了更加嚴厲的拷打與逼問，但此時有主耶穌的同在，無數經文與詩歌不斷湧上心頭，甚至常常深夜 在睡夢中大唱讚美詩而醒來，她的心從來沒有與主靠得這樣近；從來沒有感到過如此的溫暖。這令看守人員大惑不解，罪行中又多加了一條：以相信基督耶穌來頑抗到底。然而，媽媽從此沒有了懼怕，奇妙的是以後的酷刑她再也不會感到疼痛，心中充滿平安與盼望。批鬥會中，她聽不到別的，只有詩歌迴旋在耳邊：「天父必看顧我，時時看顧，處處看顧，祂必要看顧我，天父必看顧我。」……只有一段段經文從心頭湧出：「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詩 23:4）

此時媽媽深感神的同在，常常會從內心不由得湧出喜樂，臉上露出笑容，這更加大大激怒了批鬥者，他們說：「楊英貞你成天面帶微笑，告訴你，少來這套迷惑人！」

那時在醫院裡，還同時關押了十個左右「黑幫」。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必須在院內集合，排成一排，自動報到，比如母親就要說：「特務、反革命份子楊英貞報到。有一天，當大家都報到完畢後，發現隊尾竟然還站著一位素不相識的老太太，原來，她以為到醫院必須先排隊認罪，再掛號看病，正在緊張著不知如何開口！

由於媽媽態度「頑固不化」，她被押送到江西南昌，繼續勞動改造、接受批鬥。春寒時節，陰山背後的水稻田，結有一層薄冰，他們故意讓媽媽在破曉之前下田「幹活」，踩破的薄冰有如鋒利的刀片，把媽媽的雙腿劃割得傷痕累累……媽媽自幼怕打雷，然而多少次在閃電雷鳴、風雨交加的日子裡，媽媽獨自一人跌倒在地埂田間，無人問津，更無人相扶相助。

1971 年，媽媽又被轉移到北京清河茶淀大型勞改農場，這個農場僻處渤海之濱，有著半島的特殊地形，又因鹽鹼地改良的需要，它在歷史上就是罪犯的流放地。現仍為北京最大的勞改農場。犯人被成批地送來，經過這裡煉獄之火的燒灼，再一個個悄然離去。

1970–1973 年，我被借調到杭州「浙江省歌舞團」排樣板戲（鋼琴協奏曲《黃河》、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父親在長途電話中告訴我，媽媽又要由江西調到清河了。從列車時刻表上，我查出媽媽北上所乘的火車，是午夜以後經過杭州，我剛好可以從杭州上車陪媽媽到嘉興，再趕回杭州上班。冬夜，十二點多，我悄悄溜出歌舞團（絕不能讓人知道我是去與「特務反革命」的母親見面），騎車奔往車站，登上那列火車，時間有限（僅將近一小時）心中焦急，在車廂內來來回回尋找四年未見的母親，當我第四次經過那一節車廂，正在失望之時，忽然聽見一個微軟的聲音：「望一，我在這兒！」啊！這位老人，我經過她的面前好幾次，竟然沒有認出來她就是我的媽媽！（前幾次，她並未看到我，也不知我有此舉）四年時間，她已面目全非，無法辨認。「媽媽！」隨著我的聲音，押送人員走過來，朝我兇狠地質問：「什麼？你叫她媽媽！」他接著說：「你知道她是誰嗎？她是人民的敵人、是特務反革命！罪大惡極！你竟然還敢叫她媽媽！」他對我們母女說：「拿出你們的語錄來！（那個年代必須隨身攜帶《毛主席語錄》）翻到五十七頁，一起唸！」我和媽媽在看押人員的監督下，同聲唸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唸畢，母女只能目目相視，飲泣無言，目光的交流將我們緊緊相繫，不用言語我們讀懂了彼此的心。嘉興到站，我必須下車了，站在空蕩蕩的月臺上，陰濕而寒冷，伴著隆隆車聲，目送著漸漸消失在濃霧中的火車，它也無情地帶走了漸漸離我遠去的母親，我失聲痛哭：「媽媽！今生我們還能再相見嗎？」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

在這風雨飄搖、人性扭曲的歲月，人的罪性表露得淋漓盡致。然而，母親說：「就是在最艱難最黑暗的時刻，也總能看到面前有一片光芒，心裡再不會失去盼望！因我或生或死都與主不再分離了。」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後 10:13）

主耶穌就是這樣帶領母親，出黑暗入光明。1979 年，歷經二十二年的不白之冤，母親終獲徹底平反；曾是「反動學術權威」的父親也被還以清白，他們將退還的扣押工資，絕大部分幫助有需要的親友。在患難中我們全家共同經歷了上帝的同在與大愛，同舟共濟，彼此攙扶，忍受了多少屈辱與不白之冤。感謝神！給了我們一顆毫無怨恨、包容寬恕的心，在人不能的，在神都能。

上中學時，我在家中無意發現一本小而精緻的紀念冊，雖然已經褪色，但還算保存完好，那裡面記載著媽媽在燕京大學畢業時，師生留下的照片與勉勵的話語，每一段留言都飽含著依依惜別的深情。紀念冊的最後一頁，是媽媽自己一張風華正茂的小照片和她的筆跡：「前面未見平坦大道，我信世上沒有真理。」是啊！唯有主基督耶穌，才是世上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上帝永遠與我們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