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和大伯父、伯母一直生活在一起。1958 年大躍進運動中，公安系統放「衛星」（爭取出成績），查到大伯父在滿州國時期的長春員警廳當過緝毒警，因此被判刑十二年；父親在老家國統區縣裡當過半年巡警，被判刑十五年。之後，母親和伯母妯娌倆帶著三個孩子（十歲、七歲、三歲）共同居住生活。因伯父伯母沒有生育自己的子女，我大妹從小過繼給他們。伯母把大妹視如己出疼愛有加。當時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標準是每人每月七元。生活費來源靠伯母（當時三十七歲）在刷桶社工作（清洗舊汽油、煤油桶），每月收入二十四元；母親（當時三十二歲）在家裡給別人帶小孩子，每月收入十五元左右，兼做家務。我在北京的小舅每月寄八元錢，從二十二歲至三十歲，不間斷地按時寄了八年，到我初中畢業參加工作，去信說不要再寄為止。恩重如山！無以回報。

母親帶小孩子的口碑極好，名聲在外。我記得從 1958 年至 1973 年那些年裡，除了住宅拆建時停了一年多，母親陸續帶了十三個小孩子。其中一個叫高明的孩子寄宿在我家裡，因其父母在瀋陽市青年評劇團工作，下放到「五·七」幹校，他們一星期來看望一次孩子。

我十五歲時初中二年級，我們去空壓機廠義務修築廠內馬路，用柳條筐挑石頭。週末開班總結會時，班主任郭恩玉點名批評我幹的不好，我不服氣舉手發言和老師爭辯，在爭辯中郭恩玉問我：「你自己覺得做的怎樣？」我委屈地回了一句：「我覺得已經做到安分守己了。」當時郭沒有反應過來，強令我坐下。到下個星期班會時，郭又舊事重提給我上綱上線說：「我問了語文老師（郭是數學老師），『安分守己』這句話是語文課本中林沖臨上梁山之前說的，林沖說這話是對當時朝廷的不滿，你現在說這話就是對現實社會的不滿。」

心中好委屈，當天晚上回家飯也沒吃，夜晚獨自一人去八路興華公園，公園裡人跡稀少，我圍著公園圍牆一圈一圈地轉，不知轉了多少圈。停下來看那黑漆漆的大樹，有一死了之的想法，但轉念一想，我為什麼要死？我就是不為自己，也要為母親和家庭活著。想通後，心裡從此有了一個信念：除了天災意外，自己再也不會有這種自我了斷的愚蠢想法。再難再委曲也要堅強地活下去。

多年後，有一次同學聚會，郭恩玉也來了。我問過他，他說還記得那件事，並說原準備要開我的批鬥會，後來問了其他同學說我幹的還不錯，這事就不了了之了。但我心裡始終有一個疑問，去義務勞動時老師並沒有跟著，那麼，是誰向老師說我幹的不好？就這事我問過郭恩玉，他說「當時我還是個孩子，不該那樣對待我。」並向我道歉，還說都過去這麼多年了就算了吧，是班幹部向他彙報的。我問他是誰？他吞吞吐吐不說，我一定要知道這人是誰。郭才勉強地說：「和你是一家子就別問了。」和我一家子那就是也姓李，我問是不是班長李樹清？郭沒有再作聲，沒有肯定，也沒否定。至此，真相大白：這就是有些人心中單純的大男孩；踩著別人向上爬的大男孩；畢業考試三科不及格，最後被保送的大男孩。當時的處境，我明明要好好表現，只能努力比別人幹的賣力，卻被小人暗算，心裡的委屈跟誰說！我還清楚的記得我站起來和老師爭辯時，我的同桌高玉媛用手暗拉我的衣擺讓我坐下，至今想起還有暖暖的感覺。

天津是我的出生地，是我人生最初記憶的地方。我對天津有一種自然的親切感。1963 年至 1965 年連續三年放寒假時，是在天津度過的春節。最初姑媽來信讓我去天津過春節，是我初中一年級放寒假時的 1963 年。那時大饑荒剛剛好轉不久，瀋陽的細糧和副食品特別緊缺，每個月每人憑票證供應三兩油、半斤肉、四斤大米、三斤白麵，其餘都是粗糧玉米麵和高糧米。去天津沒有什麼好帶的，我把家裡養的兔子殺了兩隻，剝了皮掏出內臟收拾乾淨帶去天津。

天津是我父系親屬的居住地，有爺爺、姑母、大伯母、二伯父母、二爺等眾多親戚。姑母有四個兒子（一個表哥三個表弟）。二伯父有二子二女（堂哥堂姐、堂弟堂妹）。大伯母有一女兒比我大十五歲，我叫她大姐。我去時大姐的第三個兒子才一歲多，剛會說話，大伯母教他管我叫舅舅。大姐對我很好，帶我去百貨商店買球鞋，那是我的第一雙球鞋。還送我一套黃色釉瓷茶具，保存至今。

第一次去天津時，爺爺還健在，不過因年長身體已虛弱。爺爺住在姑媽家，姑媽家在二樓，廁所在一樓和二樓中間的緩步區。還記得我住在姑媽家時背著爺爺下樓梯到廁所，姑媽還誇我說，爺爺得我濟了。

姑媽家四兄弟對我都很好，我們相處得很融洽。他們老是逗我，學我的東北口頭語。記得春節前準備節日期間的麵食都是表哥和麵，姑媽家做的蓮子饃饃特好吃，又香又甜，用模子扣成蓮蓬狀還點著紅點。有時早晨，姑媽給我幾角錢去外面買果子和豆漿。我們家在瀋陽沒有什麼直系親屬，過年時比較冷清，在天津就熱鬧多了。大年初一，我跟著表哥表弟騎著自行車挨家去拜年，見面禮物都是姑媽給我準備的。我還記得去給二爺拜年時，那是第一次見面，二爺給我兩角壓歲錢，是兩張嶄新的 1960 版棗紅一角，我沒捨得花，夾在筆記本中，一直保存到至今天，現在已價值人民幣過萬。當我回瀋陽時，是表哥和兩個表弟三人，用自行車馱帶著大小七件的包裹送行，包裹裡除了姑媽買的豬肉、方糖、點心、掛麵，大部分是親戚送的掛麵和糕點。三兄弟一直送我進車廂，我擔心列車員查驗，把七件包裹分散放在各處的行李架上和座位底下，為拉近乎還幫列車員掃地。怕東西丟失，列車每到站停車，要盯緊東西，到車開了才能放鬆休息。到瀋陽時伯母到車站來接我。

第二年再去時，爺爺已去世。我不知道怎樣產生的觀念，平時在姑媽家住，每到春節除夕晚上必去二伯母處包餃子守歲。我還跟堂妹掰手腕玩，她輸了就用拳頭捶打我，我抓住她的手不放，直到她痛了求饒才鬆手。雖然只有二伯母和堂妹顯得有些冷清，還記得堂嫂在外屋給我打洗腳水時的溫心情景！長輩給我留下的印象：姑母的明慧，姑父的憨厚，伯父的風趣，伯母的淳樸。

我經常穿梭於瀋陽道和多倫道之間，那是姑母和大伯母、二伯母的住處。閒暇時二表弟帶我去水上公園和天主教堂的蟋蟀市場遊玩。大表哥晚上帶我去勸業場的天外天聽大鼓。

列車走走停停，原定十二小時的車程，本應該第二天上午到，結果走了一整天，第二天半夜才到北京站。出站後，我們到候車室找地方睡覺，等天亮再去一機部（我們工廠歸一機部管轄）。候車室裡到處都是睡覺的人，行走都得躲著躺在地上的人試探著走，實在不好找地方。我最後相中了大理石窗臺，下面的暖氣把窗臺烤得像北方的暖火炕，唯一擔心的是睡覺時翻落到下面，但也不怕，反正底下有人墊底。

第二天天亮後，我把人員招齊，列隊出發。因為一整天沒吃飯肚子很餓，在路上遇到賣大凍梨的，一人買了一個，邊走邊啃，戴著手套都感覺到冰手。出北京站走到長安街，左拐向西過天安門，沿著西長安街一直走到總工會，旁邊就是一機部。找到接待處遞上介紹信，接待的人說所有的房間都已住滿，暫時到俱樂部休息。但舞臺已被先到的上海人佔滿。我們只好在下面的觀眾席座椅上休息。在此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上海人不喜歡麵食，吃午飯時把發給他們的饅頭來回扔打鬧玩。不喜歡吃可以不領，但不能這樣隨便浪費糧食。這種暴殄天物的行為激怒了我們，我們上舞臺制止時同他們發生了語言衝突。他們反唇相譏說我們多管閒事，我們忍不住要動手，他們才收斂安靜下來。當天晚上把我們安排到辦公樓走廊，每人發一個稻草墊子和一件軍大衣，又過了一天才進到辦公室屋裡。辦公室裡沒有床也是睡在地上，但在屋裡比走廊暖和多了。

我的舅舅在北京，我以前來過，對北京比較熟習，借機去看望二舅。我領著季晨等幾個要好的朋友去北大、清華看大字報，又領他們去北海公園、動物園遊玩，逛王府井商業街和軍事博物館。一天，我們在屋裡休息，突然有人喊著火了，我們朝著窗戶往外看，在長安街方向有黑煙升起。我們出屋向冒煙的地方跑去，才發現是地鐵工地失火，原先只看到馬路上蓋著席棚，不知道是什麼工程，席棚燒掉後才看到原來下面有鐵軌。

幾天後，一機部接待處向我們宣讀通告，說國務院要求停止串聯，一律返回單位。我們又拖了兩天才悻悻離京。後來一機部向廠裡發函讓我們補交糧票和錢款，這是後話。

1968 年初，因我們家所居住樓房年久失修定為危房，上報拆除重建。一開始，當時的「高壓開關廠革命委員會後勤服務組」拿出的設計圖紙，是在原址、原面積、原住戶面積及戶數不變，全部套間並有戶內廁所。但在後來的施工中偷換了圖紙，變成了三種房型：單間、小套兩室、大套兩室，從二十戶變成二十八戶，取消了戶內廁所。等我們到施工現場發現真相時為時已晚。後勤服務組出面保證原住戶面積，只好如此。

沒想到，房子建好後公佈分配方案：（一）內外有別，本廠職工優先。（二）五口人以上給大套兩室。（三）四口人給小套兩室。（四）三口人以下給單間。（五）「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家庭，本單位和無正規單位的一律遷到九路、齊賢街的「勞工房」（除了電什麼都沒有的簡易房），外單位的不論人口多少一律單間。（六）家庭人口數以拆遷時戶口人數為準。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可想而知，一開始通知我們家搬去「勞工房」。我伯母去高壓開關廠找軍管代表，在百般哀求下，並說出自己親弟弟也是「支左」軍人，獲得軍代表的同情，我家五口人才給了單間，面積只有原先二十六平方米的一半十二點七平米。大套兩室幾乎都分給了高壓廠本單位「根紅苗正」（出身貧下中農）的職工，單間分給了家庭有政治「污點」的外戶。

1968 年底，大妹妹知青下鄉，因家庭政治背景在農村受欺負。大伯母為照顧女兒，義無反顧地拋棄了城市的工作；在回遷後的 1969 年 3 月，申請下鄉到女兒處落戶。為了求得安穩，不久大妹與當地青年結婚。結婚時，我要好的初中同學韓家志、潘靖宇、那寶庫三人趕去農村祝賀。

大伯母走後，大伯父保外就醫失去了投靠落戶主體，派出所讓其返回監獄，除非另有直系親屬被投靠人擔保。伯母走後，我成為戶口名簿上的戶主，我和伯父去興工派出所辦理擔保手續。進入派出所後，伯父按照獄中的規矩，雙手下垂身體兩側站立在外屋，我進到裡屋說明來意。當時派出所已軍管，軍管代表查閱檔案後同情地說：「小夥子，家裡兩個歷史反革命，你身上的擔子可不輕呀！你要慎重考慮考慮。」我表示已經考慮好了，在擔保書上簽字並按下手印。此後，派出所和公社民兵經常三更半夜來家裡查夜，問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不堪其擾。過了一年，大妹妹下鄉的地方經疏通，同意伯父遷去落戶。伯父晚年病重時因沒有醫保，為免給家人增加經濟負擔堅持不去醫院，不吃不喝硬挺了一個多星期撒手西去，享年八十七歲。

伯母晚年癱瘓在床多年，大妹妹盡心竭力地伺候，已回報伯母的愛。這也是為什麼我把爭取來的房子最後給了大妹妹。除了她當時的困境，還有，總覺得母親對大妹妹有所虧欠，算是替母親做一點補償吧！也許我的感覺有所誤解，也可能母親擔心伯母嫉妒故意而為之。

1969 年，當時的社會形勢是為了抵禦和防犯蘇聯，開始大挖防空洞，各工廠都分配有任務，備戰備荒全民皆兵。工廠的工人分為基幹民兵和普通民兵。根紅苗正家庭出身好的可加入基幹民兵，每月有參加實彈射擊演練的機會，而所謂普通民兵沒有任何拿槍的機會。

極左思潮的猖獗。文化大革命中，廠裡辦了一個「可教育好子女學習班」，就是把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集中在廠俱樂部參加學習班。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參加學習班，並威脅說學不好的不能畢業回家。我們吃住在俱樂部長椅上，像對待勞改犯一樣。

我家前面平房鄰居任希平的父親是高壓開關廠職工。在「文革」運動的 1968 年，因家庭出身問題被迫害，因不堪被辱，在工廠的廁所裡上吊自殺。他一人脫離了苦海，卻使全家陷入慘境。受此事影響，他母親受到刺激精神顯得不太正常。在 1969 年，孤兒寡母一家三口被強迫趕到農村，他爺爺以死相逼說啥也不走，從套間房調到單間房和我們家門窗相對。

沒出事之前，他爺爺每天在後院打拳練棍，身體很硬朗。自從兒子死後再沒看見他練過，尤其是兒媳和兩個小孫子被趕去農村後。可想而知，當時他爺爺孤獨一人的淒慘心境，身體每況愈下。有一天，我剛下班，他爺爺來找我，讓我看看他眼睛怎麼有些看不清東西。我仔細一看，眼睛瞳孔部位矇上了一層白膜，是急火攻心造成的火矇。我問他晚飯吃了沒有？他回說還沒有吃。我問他想吃什麼？他說想吃餃子。我說你等著，我去給你買。我騎車到鐵西電影院對面的興順飯店買了半斤水餃。

我想這老爺子孤身一人，長久也不是事，我給他在長春第一汽車廠的大孫子任希平去信，說了他爺爺的現狀。過了些天，來人把他爺爺接到在吉林省蛟河農村的大孫女處，聽說時間不長，就去世了。

「文革」落實政策後，都是任家最小的兒子任希賢出頭來瀋陽找廠裡協調，因在瀋陽沒有落腳之處，每次來都借宿在我家。

進入 1970 年，全國掀起了抓「5.16」份子的運動。我們工廠首先把矛頭指向了「8.31」群眾組織的常委李世功。他是該群眾組織與總部的聯絡員，他在技術科工作。聽專政隊的人說，星期日去他家裡抓人時，他不在家，鄰居說去市場買菜，於是在市場當街，五花大綁押上汽車，汽車進入廠門後，他被綁著從車上被踹到地下。

第二天在辦公樓會議室召開了批鬥會，並通知我到會。進入會議室後，我坐在最後面，專政隊員把李世功押入會場，站在前面，脖子上掛著一塊紙牌寫著「5.16 份子李世功」，並打了一個紅叉。批鬥會開始後，專政隊讓他自己承認是「5.16」份子，他拒絕承認並說不知道什麼是「5.16」，也沒聽說過。這時專政隊的打手用機器上三角帶做的皮鞭抽向李的後背，幾下後，白襯衣出現了紅色的血印。李還是堅持不承認，這時同派組織的張厚坤衝上去奪過皮鞭，掀起襯衣狠狠地抽下去，一下、兩下、三下……，只見李額頭冒出汗珠，疼的臉上肌肉搐動，雙腿跪倒在地昏死過去，我不忍再看下去，藉口上廁所溜走。第二天，車間連隊（文革 1969 年後，工廠為戰備需要按軍隊編制，廠為團，車間為連，班組為排）張指導員（相當於之前的黨支部書記）找我談話，問我為什麼在批鬥會上不發言檢舉揭發。我說，李是技術科的我是車間的，在群眾組織內他是對外聯絡的，我是三人宣傳組搞小報的（我負責寫稿，其他兩人一個刻臘版、一個油印）；在日常工作和組織活動中，並無個人接觸，所以並不瞭解他，因此對他的事也沒什麼可說的。最後查無實據不了了之。但我與張厚坤此人從此再無往來。文革後，撥亂反正追查「三種人」時，張厚坤到李世功家痛哭流涕請求原諒，李不念前仇原諒了他。

1972 年，小妹妹初中畢業，學校把她畢業下鄉的去向定為省內最貧困地區——法庫：一天的工資四分錢左右。當時我做為家長去學校找老師談下鄉的事，我提出的觀點是：知青下鄉是黨的號召大勢所趨，我們理應服從。但從我們家的具體情況（我們一家三口就我三十八元九角的收入），能否把妹妹分配到近郊蔬菜社；即離家近方便照顧，又有收入又可自食其力。老師的回答很堅決：照顧到近郊蔬菜社的都是幹部子女，像我家這種政治背景的只能去法庫。談的結果不歡而散。

回家後和母親商量，為避免學校的騷擾，決定讓妹妹遠避天津的姑母處。學校下鄉辦人員三天兩頭到家裡說服動員工作，我怕他們強行把妹妹戶口遷走註銷，把戶口本拿到廠裡藏了起來。學校來家騷擾了半年多，才把妹妹的檔案轉到公社（現在的街道辦），公社來動員了幾次，慢慢地也無聲無息了。到了一年頭上，我看風頭已過才托朋友王茂敬大哥找到公社的主任朋友，把妹妹安排到雲峰飯店，我急忙去信，把妹妹從天津叫回來報到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