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敦育在 57 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在一個小電廠工作，那時我們還未結婚，大家都是快樂的單身漢。在工餘，他喜歡動動手，製作小玩藝。曾買了矽鋼片、漆包線，手工繞製了一個有不同電壓抽頭的變壓器，準備再買真空管，裝一台收音機。經好友提醒說︰「你有海外關係，搞無線電，別人以為你要收聽敵臺，會很麻煩……」敦育回想自己報考大學的第一志願為大連海運學院輪機專業，未獲錄取，可能上級認為他會把輪船開到外國去了。最後，在重慶大學攻讀龐大笨重的鍋爐汽輪機專業，搬不到外國去。從此，一生與喜歡而又不敢喜歡的無線電技術絕緣了，變壓器送給了廠裡的一位年青電工。

1961 年，小電廠調來了史澤青工程師，擔任電氣主辦。這時敦育擔任熱機主辦，同在廠生技科共事。由於發電技術需機、爐、電互相配合運作，與史工日漸熟悉。史澤青夫婦為日本人，史太太不工作，他們有一兒一女，兒子史澤秀雄四歲，女兒史澤美子二歲，他們一家四口住在電廠的宿舍中。表面上看，他們與中國人無異，說話、做事、生活方式全中國化了，但他們家庭成員之間講日本語。據說史工原在東北大電廠工作，因為戰備的原因將他們安排到本廠。其實這個小電廠也是個「藏龍臥虎」的地方：某工程師曾為國民黨兵工十所的技正，修理車間的某八級鉗工師父是「歷史反革命」……等。這些特殊人物的特點是：對技術問題總是津津樂道，而在處理實際問題時總是顯露出有真本事不假。

一天晚飯後，敦育因要趕寫一個機爐大檢修計劃，去廠生技科辦公室加班。進門後，見史工坐在他的辦公桌前，開著臺燈，正在專心觀察一隻打開的手錶。從此，老伴與史工結下修理手錶的不解之緣。以後聽史工講，他的父親在日本是開鐘錶店的，他從小耳濡目染，是父親的好幫手。他的父親希望他不要再過鐘錶工匠的生活，應接受高等教育，大展鴻圖。在初中畢業後就送他到東北，住在他從事工程又是軍官的叔父家求學。至於他怎樣成為電機工程師，戰後為什麼沒有回日本，就不得而知了。敦育與史工年齡相差四、五歲，大家都愛談技術問題，自然成為朋友，但在修錶技術上的提升，史工應當是老師和引路人。最初老伴手藝有限，小電廠中需修錶者都找史工，由史工攬活，部分由老伴操作。日子久了，史工當起了甩手掌櫃，由「徒弟」大幹快上了。這個小電廠有支援西藏羊八井地熱電站的任務，分期分批派遣工人及技術員進藏工作。從西藏回來的人員，均在當地購得由藏民從印度走私來的瑞士手錶，比內地市面上的價格便宜許多。有的人不是來修錶，而是來「Show」自己的外國錶的，請師徒二人打開手錶看一下，驗證是否是真貨。敦育自幼就喜歡動手，在家中曾將座鐘拆開，懷錶解體……有時能還原，有時就成了幾大塊，屍體不全。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母特別愛他，也不斥責他，弄壞了就算了吧。而今與史工相遇，願望與現實有機的結合，如虎添翼。

敦育出差來重慶時，也向我講鐘錶修理的知識，我可是他的最佳「傾聽者」，因為兩人都是喜談技術而無其他業餘愛好的「乾麵包」。我又將從他那兒撿到的知識如：修理手錶並非是在修理，而是在清洗，因手錶工作時間長了，旋轉機械就會產生污垢，那怕是微小的塵垢，都會影響手錶的準確性；由於手錶加工精密，零件細小，在清洗時要特別小心，最好在桌前將抽屜半拉開，內鋪以白紙，若拆卸中有小零件落下，可明察秋毫；將手錶零件逐個拆下放入蒸發皿內用特定的清洗液浸泡，用鑷子依次取出，置於專用的修錶用紙上，依次用修錶紙吸乾，軸承部分要用削成筆尖式的柳條木去旋、鑽，清除垢物；組裝好的手錶要在重要部位加以專用錶油，加油時是用一根豬鬃梆在一短柳條木上，手握木柄，將豬鬃伸入錶油瓶內，只沾那麼一下，取出滴那麼一小滴在軸承上，滴多了手錶運行不好，滴少了零件易磨損。又如：1960 年左右的名錶第一名為「勞力士」（Rolex ，俗稱「落了可惜」），第二名為「浪琴」（Longines），第三名為「歐米茄」（Omega），這三種是比較名貴的瑞士錶；還有一些價格較合宜，為一些人擁有的瑞士錶如「英納格」（Enicar）、「梅花」（Titoni） 、「百浪多」（Pronto）……等。我將這些撿到的知識講給同一宿舍、同為助教的顏慧娟聽，顏老師畢業於上海交大，分配在電機系工作。她覺得很奇怪，我會喜歡這類事。然而，她是一個熱愛科技、勤於鑽研的人，也還能聽得進去。我補充說：我的男朋友喜歡這些。她嫣然一笑，說了聲：啊……

有一次顏老師進城，在解放碑外文書店，見俄文書大減價處理。她在群書中除找到兩本她喜愛的專業書外，偶見一本俄文的半精裝硬殼圖書《鐘錶修理》，只需一角錢。她當即買下，回到宿舍，說一定要送給我這本書。我說由我來付錢，她不肯。她說：「一角錢，就等於不是錢了。對於愛這行的人來說，這本書是有價值的。」她在該書的扉頁上題寫：「贈給曼西同志，願你這非凡的愛好，伴你一生快樂！顏慧娟 1962.10.15」我向她道謝。半年後，顏老師因與她在成都電訊工程學院任教的大學同學周老師結婚，而調離重大了。

文革前夕，史澤青工程師奉上級之令，全家返回日本。在小電廠中只有電氣分場為他舉行了小小的歡送會，他單獨私下與敦育互道珍重。兩月後，電氣分場主任收到史工從日本的來信，簡述由於科技的進步，他的技術落伍了，在東京之外的傳統產業中找到了一份工作，準備全家遷往該地。主任立即將此信交與上級了，因為當時海外來信相當禁忌，大家也不敢多問。

1973 年，老伴調來重慶工作，我們才正式有一個重大的宿舍。在我家的書架上，這本俄文的《鐘錶修理》也放置其中；有時老伴還取下來查看結構圖，以確定組裝步序。歲月流逝，我們雖在大學時讀了兩年俄文，由於少有應用，這時二人均目不識「俄」了。老伴認為該書的插圖繪製精準，有參考價值，為他所愛。老伴工作的重慶製藥機械廠和我工作的動力系的朋友們，有時也請老伴修理手錶，我協助老伴做校對時間的工作，將修理完工的手錶戴在手上，為其驗正是否準確。北京時間的播報及上、下課電鈴聲，就是重要信號，要記下已修錶的快慢程度，回到家中，向老伴報告這只手錶快了多少……那只又慢了多少……以便老伴調整遊絲（如是重塊式自動錶則應調整重塊）。有時，我左手戴自己的錶，右手戴修好的錶，戴雙手錶的情形也頗有趣。

老伴五十八歲以後，因戴老花眼鏡，修錶用夾持於眼窩中的獨立放大鏡不好支撐，再加以手有點抖不便操作，同時電子錶廣為流傳幾乎取代了機械錶。這一非凡的愛好，就隨著時代和主人家庭的變遷而遠去了。

我思念昔日的美好時光和我家的朋友們。不論時間過去有多麼長久，距離有多麼遙遠，在此深深的祝福史工、顏老師和錶友們各自的家庭幸福、吉祥、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