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黃鶴樓探謎》之九：黃鶴樓之謎
– 夏口城、郢州城、鄂州城是不是修在黃鵠山上？
– 鄂州城外的南市是如何開發而最後併入武昌城的？
《黃鶴樓探謎》中，最後一謎，是最大一謎，也是難解之謎；不是難於解開，而是難於解決。它不是黃鶴樓某一景色之謎，而是黃鶴樓所在的一個城市之謎；它影響最大，牽扯面也是最大。它就是夏口城、郢州城、鄂州城是不是修在黃鵠山上？鄂州城外的南市是如何開發而最後併入武昌城的？
幾乎所有介紹武漢市城市歷史的書刊，都寫武漢市是武昌的古城夏口城；郢州城和鄂州城，是修建在武昌江邊的黃鵠山（今蛇山）上。又寫鄂夕州城外的南市，在長江江中的鸚鵡洲上。特別是前者，在現在蛇山上新黃鶴樓東面，還立有「古郢州城垣遺址」的碑牌，上寫「郢州城亦稱郢城，系南朝宋就三國孫權所建夏口城擴建設而成，為其所置郢州州治，以後齊、梁、陳一直以此城為郢州州治，隋置郢州，設江夏縣，郢州州治和江夏縣治均設在郢州城內。郢州城自劉宋經隋、唐至五代五百年城垣未廢。現存郢州城垣，自黃鶴樓後往東至白雲閣全長 300 米，為武漢文物保護地段」。真是「鐵案如山」，要想否定很難的。
在否定整個碑文之前，先否定其中一段明顯錯誤的碑文，即「隋置郢州，……郢州城自劉宋經隋、唐至五代曆五百年」，這段沿革是明顯錯誤。
郢州是南朝宋孝武帝所置，這是對的。他是為了分割荊州勢力，分荊、湘、江、豫四州之八郡，於孝建元年（西元 454 年）設立，州治在夏口城；齊、梁、陳州名和州治未變。但北周又在陳郢州之北置另一郢州，州治竟陵（今天門東北），江南、江北有了兩個郢州。隋文帝開皇九年（西元 589 年）廢郡為州，將江南郢州江夏郡改置鄂州，郢州城就成了鄂州城了。江漢地區只剩下江北郢州了。隋煬帝又改州為郡，鄂州復為江夏郡，江北郢州復為竟陵郡。但為時不久，唐初又恢復鄂州和江北郢州。五代紛亂，至宋統一，鄂州基本未變，又因武昌軍而有武昌之名。江北郢州未變。江南郢州只有一百三十五年，而鄂州有三百七十一年，五百年中，鄂州比郢州長兩百多年。根據上述沿革，故碑文說隋置郢州和經隋唐至五代仍為郢州是明顯錯誤。再說碑文的主旨，是說自夏口城至郢州城（包括鄂州城）都是修建在黃鵠山上，是完全錯誤的，原因是對有關史志作了錯誤解讀。《三國志．吳主傳》上寫「二年春正月，……是月，城江夏山。」這是孫權修夏口城的最原始的記載。唐《元和郡縣誌》也寫「吳黃武二年城江夏山」，就是以《三國志》為據的。後人錯誤理解「城江夏山」是修建在山上，其實這是古文的簡略寫法，它的真實含意是修建在江夏山（黃鵠山）這個地方。《三國志．吳主傳》寫孫權一章中，先後寫了城石頭（建安十七年）、城武昌（黃初二年）、城江夏山（黃武二年）、城沙羨（赤烏二年）和城江陵（赤烏十一年）五處，都是把這些地方作為地名，把城修在這些地方。如石頭山（在今南京），也不是將城修在山上，而是修在山下，背山面江。還有宋陸遊《入蜀記》第五寫「登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這是第一次將黃鵠山稱石城山。清陳本立《黃鶴樓名勝記》上寫「黃鵠山名石城山，長竟里，高十尋有奇。……先是圭土為城者，置此山闤闠中。」其石城山之名，源自《入蜀記》所稱。後人又將「石城山」誤解為山上修有石城而名，實乃因山的兩側石壁如牆之故，唐以前夏口城和郢州城都是「圭土為城」的土城，那有將土城稱石城的。
夏口城，郢州城以至鄂州城，究竟修建在何處呢？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三》上明確寫：「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借阻，高觀枕流，上則遊月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羨縣治也。」這一段詳細的記載，幾乎字字句句都是說明夏口城在山下的位置。它說明它在黃鵠山的東北面山下，它一面依靠著山。一面傍近著江，地勢平坦和開闊，它借山和江為屏障，它可以登高和臨江，上山可以更好看到天上星月和江中流水，沿江則可親身體會縴夫披浪攀岩的艱險。《水經注》是最權威的水系專著，應以此為據。
還要根據實際情況，分析夏口城、郢州城和鄂州城能不能修建在黃鵠山上，或黃鵠山上建不建得了夏口城，郢州城和鄂州城。從史志上可以得知，從三國至五代，江夏郡治、郢州州治和鄂州州治都是和所屬縣治共處一地。有城牆，有州、縣官衙，有居民，曾有屯兵，官、民、兵曾高達十餘萬人。而黃鵠山（今蛇山三分之一）長約一里，山上頂寬九丈左右，又短又窄，怎麼能建得下城牆、官衙、民居和住得下幾萬至十餘萬人呢？山下有平地不建，而要擠在一個擠不下的山上呢？上下山也不方便，一旦被圍就如甕中捉鱉！
如以《三國志》、《元和郡縣誌》的「城江夏山」和《入蜀記》、《黃鶴樓名勝記》的「石城山」為據，定為建在山上，那麼這麼大的州城何時搬到山下，也應該有史志記載！唐、宋以來，未有任何史志有搬下山的記載。相反，多的是城在山下的記載，則說明夏口城、郢州城至鄂州城從來不在山上，而在山下。如李白《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上吹笛》詩中寫：「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說明鄂州城是江城而非山城，是山下而非山上。唐詩人盧郢《黃鶴樓》詩也寫：「黃鶴何年去杳冥？高樓千載倚江城。」也證明是江城，在山下。從古自今，江城成了武昌城和武漢市的代稱。宋陸遊《入蜀記》第四也寫：「食時至鄂州，泊稅務亭，賈船官舫，不可勝計，街尾不絕者數里。」完全是山下江邊景色，也是江城的生動寫照。
唐宋及其以前的江城，是在黃鵠山之北，為什麼要建在山北呢，因為山南比山北的湖泊眾多。唐宋以前稱黃鵠山南為鄂渚，渚者，水中不能居人的小塊陸地。此處水陸交錯，渚地甚多，為楚國封國鄂王所轄之地，故名鄂渚。南宋王象之撰的《輿地紀勝》記載，鄂渚在江夏西黃鵠磯上（上游）三百步，隋改郢州為鄂州，因渚而名。唐宋以後，改稱鄂渚為南湖（因在鄂州城和黃鵠山南），此時南湖不是一個湖，而是一個大大小小的湖泊群，湖泊之間有陸地，外與江通。唐前期，這裏還是一片荒湖，因為當時實行嚴格的坊市制度，即州、縣治所之外不能置市。中唐以後，坊市制度放寬，許多州、縣治所之外紛紛出現集市、都名和草市。此時，在鄂州城南（也即黃鵠山南）的南湖的湖間高地，修建一條離江不遠和與江平行的長堤，既可防止江水灌入內湖，又可供人居住和經商，很快就發展成為一條長街，這就是鄂州城外的草市。《輿地紀勝》上寫：「南湖外與江通，長堤為限，長街貫其中，四旁居民蟻附。」此後又長街之外靠近江邊修了一條稍短的花堤，也發展為花堤街，草市更繁榮了。隨著堤越修越多，街也越來越多，南湖湖面逐漸縮小，南湖之名遂為南市代替。關於南市的情況，有許多記載。范成大《吳船錄》中寫：「年至鄂渚，泊鸚鵡州前南市場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數萬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且不問多，一日可盡，甚盛如此。」陸遊《入蜀記》也寫：「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隨著南市的發展，宋代還在黃鵠山上修了一座南樓（後易名白雲閣），面對南湖和南市，作觀光之用。范成大《鄂州南樓》詩云：「漢樹有情橫北渚，蜀江無語抱南樓，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里舟。」陸遊《入蜀記》也寫：「下瞰南湖，荷葉彌望，中為廣平橋，其上皆列肆，兩旁有水閣極佳。」南市的繁榮，在江漢地區是很有名的。清代範鍇撰寫的《漢口叢談》卷三中寫：「三國時，市盛于石陽。……迨唐宋，則集于南市，……元暨明初，又萃于金沙州。」又寫「金沙洲在江東武昌郡寶安門外（即明清以來的鯰魚套）。」從南湖長街到南市，說明城外南市是鄂州城南的南市，而不是被後人誤解為鸚鵡州上的南市，是非至此更清楚了。
到了明初，南市的繁榮早已超過黃鵠山北的武昌府城。擴大武昌城，把黃鵠山和南市都包入城內，使山北和山南聯成一體，已非常必要和完全可能了，明洪武四年（西元 1371 年），江夏候周德興增擴武昌府城，將城區擴大到黃鵠山南，始將黃鵠山和南市都包入城內。城周約二十里，闢有九個城門。東有大東門，東南有新南門，南有保安門、望澤門，西南有竹牌門，西有平湖門，西北有漢陽門，北有草埠門，東北有小東門。明嘉靖十四年（西元 1535 年），都禦史顧璘重修武昌城時，改大東門為賓陽門，新南門為中和門，望澤門為望山門，竹牌門為文昌門，草埠門為武勝門，小東門為忠孝門。為了打通城內山南和山北的交通，明代還將南樓所在的黃鵠山挖開一個山洞，使山南的長街和山北的街道，成了更長的街道（即現在的解放路）。挖開之處名司門口，因此處之北是官署較多之地，在山南的長街兩側，還殘存七個大的湖，街西有菱湖等兩個湖，街東有紫陽湖等五個湖。從此再未有單獨存在的南市了，它已成武昌城內的南市區，而在武昌城的南門寶安門外，又出現新的城外集市鯰魚套。
所謂黃鵠山上的夏口城和郢州城，原來是在黃鵠山北下面的，所謂鸚鵡州上的戶萬家，原來是在黃鵠山南下面的南市，這兩個謎曾歪曲了武昌城一千七百年的歷史，曾誤導了許許多多的武漢人和外地遊人，現在可已經解開了，使人們知道真相。
黃鶴樓相關的十個謎都解開了。現在還需要解決的是有些書刊的錯誤介紹需要改正，有些景點的錯誤介紹也需要改正。要尊重科學，要尊重歷史。（完）
同一系列：《黃鶴樓探謎》之一：昔人和仙人之謎
《黃鶴樓探謎》之二：黃鵠和黃鶴之謎
《黃鶴樓探謎》之三：白雲千載之謎
《黃鶴樓探謎》之四：晴川歷歷之謎
《黃鶴樓探謎》之五：漢陽樹之謎
《黃鶴樓探謎》之六：芳草萋萋之謎
《黃鶴樓探謎》之七：鸚鵡洲之謎
《黃鶴樓探謎》之八：煙波江之謎